张国焘这下明白过来，望着何排长说：“小何，你跟我多少年了？至少有六个年头了吧？说实话，我真舍不和和你分手。我说过，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说完，他慌慌忙忙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没掏出合适的东西，又马上摘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在小何手里，“没想到我们会分手得这样匆忙，想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这支派克金笔，还是从岳维俊身上缴获的，我用了许多年了，今天就拿它做个纪念品吧。”
潘兰珍带着濮德治走进院子，高兴地嚷道：“老先生，你看看谁来了？”
陈独秀和包惠僧闻声从书房里出来。
陈独秀兴奋叫道：“德治，你放出来后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也到武汉来了？”
濮德治说：“唉，一言难尽，老家已经没法待了。”
包惠僧说：“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快，进屋坐，进屋坐。”
三人进得书房。陈独秀着急地问：“德治，你说老家没法待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日本人打进安庆了吗？”
濮德治说：“那倒还没有，不过，我看安庆陷落，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驻守安庆的是川军杨森的部队。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才知道，川军这样的杂牌军和中央军比起来，不仅装备、伙食差了许多，连军官和士兵的月饷，也不过是中央军的四五分之一。要靠这帮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军队守安庆，简直是白日做梦。”
包惠僧说：“嫡系部队和各地的杂牌军，装备供给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久已有之的传统了。蒋介石和何应钦、蒋百里费了不少心血，也依然难除痼疾。”
陈独秀说：“你离开安庆之前到我家里去看过吗？我母亲和松年他们现在怎么样？”
濮德治说：“安庆已经成了一座大兵营，有退路的老百姓都在想办法往外面逃，你家里人全都躲到叶家冲老宅去了，陈家大洋房子只有几个下人照看着。”
陈独秀急得不行：“这可怎么办才好？日本人眼看就要打进安庆城了，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人当亡国奴吗？”
包惠僧说：“这事我来想办法。我知道最近每天都有兵轮从宜昌直接往安庆、芜湖前线一带，抢运从四川出来的各种作战物资和兵员。我可以托军队的朋友派人去叶家冲，把你一家老小接到宜昌去。”
陈独秀感激不尽：“惠僧，那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给你写封信，让他们到了宜昌去找史岳门，容形势稍缓，我再设法和他们相聚。”
吃过晚饭后包惠僧有事走了，陈独秀与濮德治在书房挑灯夜谈。
濮德治说：“上海那班人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他鼓动你与延安的斯大林派合作。”
陈独秀说：“与延安合作，是我本人的意见，罗汉只不过和我想法一致而已，哪儿存在什么他鼓动我的问题？上海这班人，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表的某些观点当作金科玉律，一味强调斗争、斗争，一打国民党，二打共产党，三打日本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帮未开窍的蒙童！现在仍然公开反对延安的斯大林派，至少在策略上是错误的。郑超麟、罗世凡、陈其昌至今仍不懂政治，做事情常常牛唇对不上马嘴。”
“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我已发誓此生不再与此人共事！”
“看得出，你很生他们的气，可是，他们似乎对你也很失望。”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我陈独秀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绝对不怕孤立！”
几天后，陈独秀在客厅里会见再次来访的董必武，罗汉在座。
董必武说：“独秀先生，罗汉去西安带回来的，是毛泽东与张闻天代表中央给你的明确答复。”停顿了一下又道，“据我所知，王明同志带着莫斯科的精神，近期已经到了延安，今后是否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我看，你还是当机立断，配合一下的好。”
陈独秀说：“必武先生，我怎么听上去你这话里有话啊？”
董必武不便明说：“啊啊，我以为回党工作于你于党，都是好事。我就是希望，不要弄得来夜长梦多，生出不测之变。”
陈独秀说：“我还是没有明白……”
罗汉也劝道：“老师，别考虑那么多了，退后一步，海阔天高，不妨就写个检讨吧。”
董必武说：“作为老朋友，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够作一点让步。你只要写个书面检讨，马上就能够回到党内工作啊。”
陈独秀去桌上拿过一张信纸，推到董必武跟前：“必武先生你看看这个。如果你们同意，我马上叫惠僧拿给《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苍波，让他尽快登出来。”
董必武轻声念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独秀先生，你这是……”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给我回党工作定了三项条件吗？这几行字就算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吧，它足以表明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派组织已无任何关系。至于第二条，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第三条，在实际行动中表示出这种拥护的诚意，根本就不是问题，我来武汉后写的文章，在各种场合的公开演讲，均已把我的政治立场表露无遗。”
董必武：“可是，说一千道一万，你终归还是没有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过托派的错误啊。而在三项条件中，这才是至为关键的一项。”
陈独秀缓缓地摇摇头，板着脸道：“陈独秀的一份书面检讨，就真的比我陈独秀本人的言行还重要？形式还能大过内容？这着实让老夫百思不得其解了！既然中央不留余地，那么，我的态度依然如昔：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