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也道：“家伦斯年此番回去，可向委员长建个议，明年总理纪念周，可否将中央要员们集中到这清廉祠来举行，反正，重庆离江津也不远嘛。”
江津虽系一远郊小城，民风淳朴，景致秀丽，但对陈独秀而言，也绝非邓仲纯介绍的世外桃源、一方净土。小地方突然来了他这么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本身就是一条足以惊波激浪的大新闻。江津各界名流宿绅趋之若鹜，争相前来拜望；重庆城里的新闻记者也不时上门打扰，至交好友，更是频频前来问安叙旧。来往的人多了，陈独秀的住屋又实在太小，邓仲纯在黄荆街83号的延年医院新址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宅院，几株梧桐树伸展开去的树冠几乎将整个天空遮罩。陈独秀一家老幼住在楼上，与郭家公馆相比，这地方便是上乘了，楼房四壁皆白，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令陈独秀满意。
陈独秀万没料到，自1910年离开家乡后，天涯飘零，四海为家，分处天南海北的一家人，如今却在天府之国的江津县城里欢聚一处，三世同堂了。
虽说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可当地人对客居此地的陈独秀、凌铁庵这样的大人物，依然是优礼有加，倾心仰慕的。地方各界倘有重大集会或者宴会，都执礼甚恭地邀请他们参加。并待之若上宾。而且大家对战局的关心，总想听听他们这样的大人物发表几句对时局的高见。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老同盟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与孙过从甚密，辛亥革命后，担任过皖军第五师师长，1913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讨袁失败后，他支持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并被委任为上海主盟代理人，后又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在北伐中战功卓著，晋升为中将，1927年他在担任交通部航政局局长时，维护国家主权，痛斥奉系军阀向日本出卖东北四条铁路修筑权，，以致遭到奉系军阀暗算，被特务炸伤双眼，双目失明。凌铁庵虽早已赋闲，却时时显露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态。逢会必发言，发言必旁若无人，慷慨激昂，让听众无不热血沸腾。此翁当时眼已失明，但依然关心民族危亡，日日叫其小女起凤念报纸给他听，故而对时政也绝不荒疏。每次赴会，他便由起凤搀扶而行。
1938年夏时，武昌艺专也因战乱迁至江津对岸中渡街，该校学生也经常过江来参加集会。其中有一小青年，对凌铁庵深为钦佩，并主动与之接触。后来，此君便与凌起凤喜结连理，成为凌铁庵的乘龙快婿。这位小青年，便是曾担任过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前些年因写出《战争和人》三部曲，而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王火先生。
但陈独秀每次前来出席，却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议论时政。与口无遮拦的凌铁庵相比，他仿佛成了配角。初时两人相互尊重，关系不错，孰料却因陈独秀的一篇文章，最终导致二人反目成仇，并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不小的误会。
关于此事，我的忘年交、江津区志办主任钟永毅如此道来：“1942年3月29日，江津县在东门外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他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先烈精神，打败日本法西斯。接着是各界代表登台讲话。罗县长像往常一样，请在主席台就座的其他人士讲话。这本来是一种官场客套，没想到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台前，声色俱厉地把话锋指向了陈独秀，批评陈独秀3月21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对陈独秀严厉驳诘。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江津县政府公报》对此事也做了报道，并且很快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逝世前不久发生的一场风波。由于年代久远，凌铁阉的身份长期未搞清楚，许多研究家把那次大会不仅说成是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为围攻陈独秀而特地召开的，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甚至还把凌铁庵也说成是专门请来‘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的老牌国民党员。而据我对当事人的调查，事实绝非如此。两年前罗宗文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重申，当时凌铁庵讲话完全是即兴的，绝非国民党有意为之。之后我又采访了凌铁庵的女儿、王火先生的夫人凌起凤。她父亲讲演时，她就搀着瞎眼父亲的手臂站在一旁。她说她父亲纯粹是出于义愤，在大庭广众中驳诘陈独秀，而不是被请来参加‘围攻’‘大骂’的。这一史实，应当澄清。”
此时的陈独秀，已不能不避祸从口出之嫌了。虽然黄鹏基未给他透露过任何口风，但前不久何之瑜从九中特意过江来告诉他，国民党的调查人员到学校分别找了与陈过从甚密的邓季宣和潘赞化，了解陈独秀到江津后的情况，要陈小心提防。
陈独秀虽然做出副无所谓的样子，说：“老蒋如此关心我，倒真是把我抬举了。他们到底想探听些什么呢？我想无非是三件事。我们与斯大林派（指中共中央）有无联系；我们有无组织；有无反政府的秘密活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谨慎一些，他们又能探听到些什么呢？”
话虽如此说，陈独秀此后也就更加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了。自己的安危固然可以置之度外，可是，他却不愿因此而祸及兰珍和一家大小。
而且，嗣母的猝然辞世对他的打击太大，连写作也停了下来。办完嗣母的丧事后，陈独秀身体虚乏，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潘兰珍给他说话，也不得不提高了声调。邓仲纯想尽了办法，想把血压给降下来，结果没有效果。
一天，何之瑜来坐，问陈独秀：“可曾好些了？”
陈独秀说：“血压降不下来，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何之瑜说：“你必须安心静养，这一段时间别再看书写字了。”
陈独秀说：“已有半月没有写字，前些时候薛农山来信，要我作文著书，他替我出版，恐怕一时半会无法兑现了。”
何之瑜说：“住在这里还行吗？”
陈独秀摇摇头说：“恐怕住不长久，仲纯夫人和潘兰珍处得不好。”
何之瑜也无计可施，叹了口气，说：“仲纯为人忠厚实在，可惜就是耳朵太软。”
不久，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
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
敢将诗句写闲愁。
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复函杨鹏升：“千元汇票一纸，问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300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而且，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经江津市党史办公室查实：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至杨鹏升信函达40件之多。其间，杨鹏升三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三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即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
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
朱家骅曾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