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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路。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一是蔡元培，一是戴季陶：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救国”的革命派，戴季陶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派。不少中共最初的革命者对戴季陶的崇拜与对陈独秀的可谓不相上下。李汉俊住进渔阳里，就是因为戴季陶住在这里，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都悄然地向“上海渔阳里”汇聚……八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筹备地。
可以说，“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炉。
“汉俊，来，给你介绍一位湖北老乡认识！”一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的詹大悲先生在渔阳里自己的家中给李汉俊介绍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子：“他叫董必武。”
“幸会！幸会！”李汉俊与名为董必武的湖北老乡这一握手，从此这两位老乡成了知己和同志。两年后的中共一大上，他们都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后来的董必武我们知道，他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亲密战友。
在渔阳里与李汉俊的相识，彻底改变了董必武的政治命运。差不多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李汉俊天天向董必武和詹大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把他从日本带回的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给他们看。董必武和詹大悲原本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如今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崇拜马克思学说，信仰共产主义了！若干年后，董必武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说，他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受李汉俊的影响，并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大李汉俊三岁的詹大悲，在认识李汉俊之前，就已经是湖北乃至全国“反袁世凯”的先锋人物。1913年因为再次在武汉策划反袁活动事泄，结果逃亡日本，此时在日本与李汉俊相识。次年，孙中山派詹大悲继续从事反袁活动，结果又一次败露逃亡日本。不多时，他又奉命回国组织反袁活动，不幸在上海被捕。好在袁世凯没多久就死了，詹大悲获释，被推荐为湖北省议会议长，之后调至孙中山的广州革命大本营任宣传员。1923年，国共合作，詹大悲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份《宣言》，其实有许多共产党的理念融在其中。李汉俊和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学说，其实此时对詹大悲的影响非常深刻。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武汉，出任湖北省铁路局局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詹大悲又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其间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无间，为长江两岸人民免受水患之苦曾不遗余力。此时，遇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这一年12月16日，他正在家中与李汉俊等人谈事之际，一队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随即将詹大悲和李汉俊一起押到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公安局。反动派的特务们未经审讯，便将他俩一同推至中山大道的黄孝河边，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就地枪决，两位湖北籍革命烈士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就在詹大悲被捕前半小时，他还对妻子陈希慧说：“现在时局紧张，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的南小路一位朋友家也十分危险，尽快去通知他离开那儿。”正是詹大悲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这句话，在他牺牲的两天后，他妻子冒险找到了日租界的那个地方，及时向董必武的“房东”转告了险情。好在董必武此时已经化装成火夫，搭上轮船，正在去往上海的途中……
现在我们需要把“镜头”闪回到李汉俊与董必武在詹大悲家里认识之后的1918年底后的那些岁月：
这个时候原来在上海的一位重要人物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是陈独秀。
陈独秀到北京后，也是应蔡元培的请求，带走了当时已经在上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具有很大影响的《新青年》。刚回国的李汉俊已经抱定充当“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宣传员”，便开始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创办《星期评论》，加入到了当时中国进步势力的洪流大潮之中。
与李汉俊合作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是当年上海滩激进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早年的戴季陶曾追随孙中山，也是同盟会成员，理论功底很深，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非常有兴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事，所以也有了后来他偏离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戴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出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理论家”。1949年2月，眼看他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时，这位“大理论家”自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便一命呜呼自杀了。另一位沈玄庐曾经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与陈独秀一起编辑出版过《新青年》，他还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地主身份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沈玄庐早在1916年就是浙江省的议长，在北伐中担任浙江学生军总司令。后来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后，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除了参与组建中共外，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者之一。中共宣布成立后，沈玄庐还是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的正式代表。沈后来信仰发生变化，脱离了中共组织，投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怀抱。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主任期间，他亲自逮捕了浙江籍革命者1811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932人被枪毙。沈玄庐也成了革命的大罪人。1928年，他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落得不明不白的下场。
这是后来的事。
我们现在说的是李汉俊回国到上海时，这个时候陈独秀在北京，他在蔡元培庇护下，与同志李大钊携手，身边又有邓中夏、张国焘，包括后来从湖南投奔他而去的年轻的毛泽东等一批才华横溢、**澎湃的热血青年们，此时的陈独秀在北京的声音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恰逢此时，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李汉俊回国之时结束；中国作为胜利的协约国，国人们都在等待将德国在战前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陈独秀自然也在不停地呼吁“公理战胜强权”的洪流大潮之中。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相关国家商议对德和约问题。然而由于巴黎和会始终是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着，这些列强完全不顾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和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使得中国蒙受耻辱。于是，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2日，北京大学在学生领袖邓中夏等领导下，两千余人集会抗议。随之，北京各界纷纷响应集会，到卖国当局和外国驻华使馆及机构进行抗议。陈独秀等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人民“醒悟”，与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作坚决斗争。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111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合，高喊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
这就是伟大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随即，北京的学生运动马上波及全国，声势越来越大，其革命的内容也超出了反帝、反买办政府的范畴，直至反对封建和旧文化的广阔领域。而走在这场运动最前头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和刚回国的陈望道等，湖南的毛泽东、李启汉、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武汉的恽代英，以及鲁迅、胡适等都成为了这场伟大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毫无疑问，身处“五四运动”中心的陈独秀和他的同志李大钊，在当时便成为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旗手”。
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好动的天性”和辛辣的笔。6月11日夜晚，身着白帽西服的他，口袋里揣着“膨满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市民宣言》油印传单。他的这一打扮和形象，已被暗探牢牢盯住。就在陈独秀散发传单时，便立即将他逮捕入狱。
“五四”学潮的旗手入狱，自然再度震惊全国，连孙中山都出面向北洋政府施压放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出狱。为了迎接陈的出狱，《新青年》上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等知识界的领袖们的白话诗。李大钊的诗这样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经历过一场急风暴雨的伟大运动和几十天的牢狱斗争之后，此时陈独秀的形象和人气在中国革命的进步势力中已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他也因此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革命”和“领导革命阶级”的队伍认识也有了更清晰的态度。他在秘密离开北京时，发表了一份《告北京劳动者》的宣言，其中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动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的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而且高呼：“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921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即使在租界的渔阳里小巷内也银装素裹。
“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道。陈是个情绪始终激**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
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便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此时的上海渔阳里弄堂内那间挂着“2号”门牌的房子里，射出一道格外眩目的光芒，它正将黑暗的上海滩夜空刺破……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