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一听，三呼“万岁”。
于右任趁热打铁道：“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特邀身边的这位大才子、著名人士邵力子一起管理建设这学校！我还要请当今中国所有进步的革命家、教育大家到学校来给大家当教授、当老师！甚至还要想法请孙中山先生来讲课——”
“中国万岁！”
“革命万岁——”
被学生们奉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的于右任这番话一出，犹如一把烈焰，将这座原本已经枯朽的学校燃烧得通红、通红……
“上海大学”——当日，书法家出身的于右任豪情满怀地写下这四个字后，一所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革命者的大学校从此诞生。
“守常，这事你一定要帮忙啊！”于右任与邵力子分别出任“上海大学”正、副校长一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因为此时正值李大钊和孙中山洽谈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一日，于右任得知李大钊来到上海，便赶忙约他到四马路同兴楼京津茶馆，专门宴请故友。席间说到创办“上海大学”一事，于右任便向李大钊提出请求。
“自然！右任兄能出任该校校长，乃我国民一大幸事，我党一定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李大钊爽快答应，并说从中国革命需要出发，上海大学除了一般大学有的课程外，应该侧重开办社会科学系，而且将其列入学校重点，为国民革命培养骨干。
“是！办校最关键的是师资！守常在京师人脉广泛，又是中共要人，一定给我推荐几位得力的教育大梁啊！”于右任恳切道。
李大钊微笑着点点头，捋捋胡子，然后用手指蘸了点水，在桌子上写下几人的名字……“如何？”
“太好了！简直不敢想啊！”于右任立刻站起身，连连给比自己小几岁的李大钊拱手作揖，“谢谢！太谢谢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造一批有用的革命人才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事，守常和中国共产党当倾力而出！”李大钊这样表示。
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广告，但也许是“名人效应”的关系，竟让报名入学者络绎不绝。另外共产党方面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将那些具有革命思想而被学校开除或休学的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招到“上大”。所以不到半年，原址上的“上海大学”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于是搬到了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新校舍（现陕西北路），开始了它辉煌灿烂的“上大5年”（至1927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集团以“赤色学校”而封闭、解散）。
“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当时于右任亲笔写下的“上大”办校宗旨。
开学后，学生们一看自己的老师阵营，简直兴奋得乐开了花——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著名工运活动家、《中国青年》主编邓中夏（当时化名“邓安石”）出任学校总务长兼授伦理学课程，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精通俄语的著名学者、除陈独秀之外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之一的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授社会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
中文、日文、英文皆精通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位中文翻译者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兼授文法和修辞；
教育界著名人士何世桢（此人后来跟着国民党右派势力走了，成为“上大”的另一股势力）任英文系主任，兼授政治学大纲；
美术家洪野（此人是潘玉良等杰出画家的老师）任美术系主任。
再看看“上大”的教授队伍，我们才知道当时为什么流传“北有北大、南有上大”这样一句话。
“上大”的老师有——
蔡和森（教授社会发展史）、张太雷（主讲工人运动史）、恽代英（教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任弼时（教俄文，并主讲青年运动课）、施存统（中国青年团第一书记，教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沈雁冰（即茅盾，教授中国文学史）、高语罕（中共早期党员，主讲黑格尔哲学）、蒋光慈（主讲苏联文学）……
还有兼职讲课的教授如彭述之、田汉、俞平伯、朱自清、萧楚女、丰子恺、周建人、李季、沈泽民、杨贤江、胡朴安、李春藩、周越然、侯绍裘等等。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吴玉章、李立三等也都到“上大”讲过课。那时红极一时的国民党阵营里的“革命分子”汪精卫、戴季陶等自然也来登过讲坛。
如此师资阵营，哪个大学可曾相比？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浦江畔崛起的一座革命熔炉——上海大学，如旭日东升，照亮了大上海，也影响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