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以高官厚禄来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声冷笑，随后严正道：“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一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
“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无名小辈，他们处处打压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现在已经不是政党了，成为打家劫舍的盗匪，愈来愈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作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般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
邓中夏勃然大怒，严肃而又清楚地告诉几位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力。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我们懂得，错误较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深背党内冤屈的邓中夏，就是在监狱之中，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
入狱那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出了大叛徒顾顺章，许多共产党人接连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这也使得狱中的一些党员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同在狱中的邓中夏，感触犹深，他便在狱中开起“党课”，用李大钊、刘华等革命先烈的气节，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
他这样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
“一个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虽活犹死。一个人能为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虽死犹生。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那是做梦！”正在江西“剿匪”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如此说。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其品性，于是立即向南京的“首都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共匪邓中夏。”
1933年9月19日，邓中夏被转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就要到了。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党组织写信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道：“十一号，邓中夏！”
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
“死到临头，脖子还那么硬啊！”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后脖，企图让他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渐渐远去……
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在邓中夏头部和身躯上，烈士的鲜血顿时如注般地喷射在青山坡上。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
“上大”的校园内，再次响彻了嘹亮而悲壮的《国际歌》……这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在给同学们上“政治课”。
瞿秋白的俄语水平之高，在当时的大学教师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因为他在18岁时就只身到北京考取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这个俄文专修馆的好处是不要学费，所以对家境破落的瞿秋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学习期间，瞿秋白了解和得知了俄国十月革命，又因为经常到北大文学院旁听课程，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尤其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潮之后，瞿秋白便参加了李大钊组建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他怀着对俄国革命的深厚兴趣，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之聘，作为报社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苏俄。此次苏俄之行，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观，也让他从此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后的两年里，瞿秋白不仅深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厂矿、农村、军队、学校和百姓家庭考察采访，而且多次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甚至与列宁面对面地交流。列宁还向这位年轻的中国青年介绍布尔什维克史和“十月革命”过程，并向瞿秋白推荐了几本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伟大导师的面授与教诲，让瞿秋白获得了一般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易获得的宝贵革命经验。又由于后来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与中国班教学工作，瞿秋白对马列经典著名原作有更直接的学习机会，甚至阅读了大量他异常喜爱的俄罗斯文学名著。
“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如东方旭日，喷薄而出，照亮世界，也照亮了所有被压迫民族。而我——还有千百个去过苏联的同志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从此不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是积极的革命奋斗者！整个旧世界，将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取代！”“上大”课堂上，瞿秋白时而用俄文教同学们高唱《国际歌》，时而用他那特有的细软中带着铿锵的常州普通话朗读马列主义经典语录。他以自己在俄国考察的所见所闻，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向往之心的“上大”学生讲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自由生活的一幅幅美好景象，令学生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目前，我们的革命已经到了紧要的转折关头！”又是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课，像以往一样，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让同学们吃惊的是，他们的瞿老师上来就劈头盖脑、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其他任何开场白。
大课堂顿时鸦雀无声，教室内只有瞿秋白铿锵有力的话语：“是的，是到了紧要的转折关头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最近在北京的西山开会，公开树起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旗帜。在广州，以戴季陶为首的一些人也遥相呼应，叫嚷什么要建立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地破坏国共合作，向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攻击！”
台下，“上大”学生们睁大一双双眼睛。台上，只见瞿秋白把挂在脖子上的羊毛围巾取下，然后挥动右臂，道：“这些都是阴谋，是阴谋的暴露！”
“我们一定要揭穿这些阴谋！而这阴谋的领头人就是——”瞿秋白说到此处，回头在黑板上大大地写出三个字：戴季陶！
“此人！此人高谈‘中庸’、‘调和’与所谓的‘统一’，其最终的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拉到他们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那里去。这样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断无胜利可言！”瞿秋白说到这里，大声疾呼道，“革命者需要迅速清醒！立即行动！”
这就是瞿秋白，一个“上大”的革命者教授。他的锋芒和个人魅力的光芒，对许多进步学生产生终身的影响。
著名作家丁玲当时也是从“平民学校”转入“上大”的学生。她和“女闺蜜”王剑虹（王后来成了瞿秋白第一任妻子，半年后不幸因病去世）一起从老家湖南来到黄浦江畔，开始了影响她们一生革命与爱情的“上大”生涯。丁玲在几十年后专门写了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的回忆文章，这样记述她最初认识的瞿秋白和瞿秋白在“上大”对她的影响——
那天，“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后来领导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代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后来又犯过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
丁玲回忆说：“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
丁玲到了“上大”后，比较了许多“大师”级老师，最后得出结论：
“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做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从印象深刻，到影响人生，丁玲在“上大”时从职业革命家和文艺家瞿秋白身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