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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此时都沉浸在胜利和喜悦之中。虽然周恩来、赵世炎等已经觉察到蒋介石和上海资产阶级内心明显的不自在，但却仍然期待能够以真诚和善良的姿态，换取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的全胜。可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蒋介石并不这么想，他的反革命嘴脸如此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企图迷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一股阴风其实就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就开始吹了起来：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19个代表上海资本家利益的团体宣布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洽卿、王晓籁等17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组成常务委员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想跟上海总工会对峙，另立山头。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新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即拜会了蒋介石。第三日蒋介石又接见这个商会的9名代表，拍着胸脯向他的同一“阶级兄弟”们安抚和表态了一番。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们心领神会，立马由钱业公会组织了84家钱庄慷慨解囊，凑垫100万元，加银行业的200万元，给了老蒋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拿钱办事”的蒋介石其实也并不像资产阶级代表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他的野心不仅仅是有那么多诱人利益的大上海，他更看中的是整个中国的“江山”。而欲借北伐军的力量夺取江山，如今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大城市上海已经有了几千人的武装队伍！这让蒋介石十分头痛。
“陈独秀这样的秀才玩玩文字游戏，话捅到天，我也不怕！可怕的是像周恩来他们领着拿起枪的工人和学生……”蒋介石曾这样对亲信说。
以军事阴谋取得权力的蒋介石在对付革命力量和自己的对手时，他很有一套。为了镇压和解除上海的工人武装，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布置与安排了——
先是暗中拨出50万元经费，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出面，收买帮会流氓打手，组织队伍，为捣毁上海总工会和镇压工人运动作准备。杨虎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除了组建针对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上海工商联合总会外，又使出一个更毒的招：成立一个“中华共进会”，由上海滩的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组织，任青帮头目蒲锦荣为会长，红帮头目张伯岐为军事总指挥。上海的青红帮势力一向厉害，到4月上旬，“中华共进会”已发展到上万人。为了掩人耳目，该会成员均身穿蓝色短衫，戴着上有黑色“工”字符号的白布臂章，工人和市民还以为就是总工会的人呢！这些流氓地痞组成的“黄色”工会成员还通过打入上海总工会的奸细，仿制了许多上海总工会使用的标识，等待时机，企图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明面上蒋介石又是向共产党投橄榄枝，又是专门派人给工人纠察队送上写有金光闪闪的“共同奋斗”四字的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
也许正是蒋介石的这些表面文章，在3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还大骂蒋介石是“新军阀”、“杀的都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竟然在一个星期后的4月5日，与武汉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份《联合宣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由于当时在南昌和广州等地，蒋介石的反革命伎俩已经暴露，所以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共党员们对形势非常担忧，并且各种谣言四起。而陈独秀在《联合宣言》却这样安抚和引导自己的同志，“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并呼吁国共两党应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等等。
也许是陈独秀太天真了，而我们现在在党史中经常看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的就是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犯的严重错误。
靠阴谋起家的蒋介石很会利用这种机会。他认为镇压革命、清除共产党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时机到了！在私通好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之后，蒋介石使出的第一个毒招是假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名，提出一份“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决定对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鲍罗廷等200多名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并说“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其后”。
举着屠刀的蒋介石此时仍在假装仁慈，当这一系列“密令”布置完后，他于4月9日大张旗鼓地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去，其伏笔是：即将在上海发生的所有事与“蒋某”无关。
嘿嘿！哈哈……！从上海出发到南京途中的蒋介石想着自己如此“完美的计划”，不由得意地狂笑起来。随即，他哼着小调，让警卫参谋给他拿来笔和纸。他要给“热恋”中的宋美龄发电报告诉她即日到南京来团聚……
没有了蒋介石的上海，此时一片杀气腾腾，以白崇禧和黄金荣为首的两股势力正迅速按照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开始实施第二个毒招：抓捕武装起义领导者周恩来、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所有设局都是伪装和骗局。
对付周恩来，他们借用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邀请”到师部去商量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管理等“相关事宜”。“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周恩来后来这样说。
就这样，起义胜利后一直在东方图书馆内工作的周恩来带着几位指挥部的副手就匆匆赶到宝山天主堂的二师师部。但师长斯烈见了周恩来只是客气的寒暄，并没有商量什么事，显然是想诱骗和软禁周恩来。一向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大怒，甚至把桌子、花瓶及杯子都推倒在地上，用手指着斯烈，训斥道：“你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镇压和欺骗工人，收缴了他们从军阀手中夺来的武器，你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只得低着头喃喃道：“我是奉命……”
斯烈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密令，他就是软硬兼施地不让周恩来走。这一夜，可把中共党中央和工人纠察队员们急坏了。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被二师中共地下党的军官们营救了出来，逃出了虎穴。
“笨！笨到黄浦江里去了！”蒋介石得知后，把斯烈骂得狗血喷头。
这一夜是周恩来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夜。时间是：1927年3月11日。29岁的周恩来从敌人的虎口中死里逃生。
可也就在这一夜，另一名只有26岁的上海武装起义的领袖则死得特别惨烈，他就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之一的汪寿华。
汪寿华在此次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交”，即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的联络与协调工作。由于汪寿华是在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不答应。
“此人必除之！”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等“帮兄”们下达密令。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青红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能有帮会的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位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于是一条毒计便在上海滩的“江湖”上密谋而成……
上海总工会当时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会中有人提出去“砸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等制止，老谋深算的这俩人道：“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
妙！妙计！
于是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邀汪寿华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
“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区委李震瀛同志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一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摇摇头，说：“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震瀛陪汪寿华一起去。但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震瀛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进虎穴前对李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
李震瀛被汪寿华挡在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时整，汪寿华昂首阔步来到杜月笙公馆……
“汪委员长来啦！”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与杜月笙碰面的第一句话，这江湖青帮头目尚算客气。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动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