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洋警察会结结巴巴讲上海官话，他说要跟我讲理。他说：“侬（你）是中国人，依拉（他们）阿（也）是中国人，侬共产党要打倒帝国主义，依拉国民党也要打倒帝国主义，依拉同侬一样，都是中国人。依（他）同侬无怨无仇，素不相识，依为啥要咬死了供侬呢？”我说我完全承认他同我无怨无仇，他不会有意识地害我，赖我，但他眼睛看错了是有可能的，他急于立功想出去也是有可能的，两个可能加在一起，我就倒霉了。洋警官听得不耐烦了，也就不讲道理了。老K皮鞋一脚踢过来，我四脚朝天，接着木棒子一顿狠抽，我头也不知轻重，腰也不知在哪里了，浑身是血。他乘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时，恶狠狠地盯住我，发问：
“侬叫啥名字？”
当然不说真名字。我母亲姓周，便顺口编个名字：“周兴然。”以后在狱中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哪里厢人？”
不能说是淮阴人，不能说是灌云人，国民党省县衙门还在通缉我呢。我含含糊糊说是海州人。从此，我就被难友们称作“小海州”。
“啥辰光到上海的？”
我说昨天夜里才到。
“侬住哪里嗒？”
我答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里。
“旅馆叫啥名字？”
我说天黑路生，记不清了。
“到上海来做啥？”
回答家乡荒年，到上海来想法谋生。
洋警察听答得不得要领，气得胡子直翘，又一顿狠打，打得我在地上滚。打完了再问。三分钟把提问重复一遍。这名堂真够受，完全是现贩现卖，还要答得前后一致，一点不出错。一个下午挨打了三场，答问无数遍。洋警察明明知道我不说实话，又找不出破绽。
晚上，不把我关回去，换了另一间大牢房，和瘪三、扒手、强盗关在一起。我刚一进去他们就围上来嘘寒问暖，说我们全是中国人，居然还叫我“同志”。我参加革命后还没有这种经验，对上海三教九流的社会情况又不了解，但人就是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轧出他们的苗头不对。后来也证实了这些小瘪三真是小爪子，包打听的徒子徒孙，来钓鱼套话的，套到了就出去弄几个赏钱。我索性装傻到底，“江北土佬”，和他们吵起来：“什么同志同志的，我听不懂。你们不要同我讲这些事情，我这样冤枉被捉进来，你们还要跟我来这一套，算什么？还想害我？”他们被我弄了一通，挺没趣的。
小瘪三们散开了，我找个角落躺下，一条毯子铺在水门汀上，我七尺高的金刚大汉，盖了这头漏那头，越睡越冷。年轻赶时髦，穿了一件条纹单长衫，里面只穿了汗衫短裤。上午忙集会，下午受审挨毒打，热得流汗。夜里水门汀上一躺，寒气彻骨，肚子里又没食，饥寒交加，牙关格格打颤。
这里的巡捕是英国人从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招来的，头上裹了块红布，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长夜难熬，巡捕扛着枪走来走去，也无聊。隔着铁栅栏挨个问：“喂，侬啥事体进来？”我们有的同志坐过班房，老油条了，答：“南京路上哇里哇啦。”意思是南京路上喊口号。他马上明白了：“哦，侬共产党。”一会儿又踱过来，竖起大拇指：“好来西，交关好来西，英国赤佬哇（坏）来西，打倒依！”
隔一天，送我们到上海新衙门，即外国租界在上海的特区法院。这一场好笑了，法官明明都是华人，身穿的却是欧洲式的法衣，戴红帽子，在一张长台子后面坐成一溜，煞有介事。我看见他们就觉得滑稽，直想笑。我们经过巡捕房预审，剩下108个。经过报纸渲染，我们的案子被称为108将案，所谓《水浒》上108条好汉，轰动一时。后来延安整风反“左”时，也把此案称作为“上海最大的一次损失108将被捕大案”……
（上文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朋友人》，惠浴宇著）
关于这被捕的108人后来的结局如何，惠浴宇这样说：解放后组织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名字只有101个，其中许多人是使用了代名。活着从监狱出来的是少数，例如七个女同志，自从被那个法庭押走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连她们的消息也从来没能打听到……”
斗争如此残酷，而革命的年青人从来没有因此而胆怯过，他们的步履依然坚定而铿锵。
有一位烈士一直在我脑海中闪动，他就是贵州籍小烈士袁咨桐。之所以称其为“小烈士”，是在我走访上海和南京、杭州等地所见所闻中得知，这位烈士牺牲时年龄仅有16岁，后来敌人使了个邪招，在“死刑判决书”上把他的年龄由“16”改成了“18”……
袁咨桐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南京人，他的老家在贵州习水。这两年我去过4次小烈士的老家习水土城。那个小镇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重点战役地，袁咨桐的家附近那片山岗上，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打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青杠坡战役，敌我伤亡都很厉害，据当地百姓讲，当年双方死在山坡上的人“一个叠一个，堆满了整个山坡”。现在那里建了一个红军节纪念地，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土城的土，英雄的土……”前年我到袁咨桐家乡土城采风时，写了一首《土城的土》的诗，被政府用巨石刻在城头。这也算是我对烈士的一份心意。
袁咨桐的牺牲时间是1930年9月17日，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晓庄青春十烈士惨案”的牺牲者之一。所谓“晓庄”，是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开设的中国第一所试验型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其实是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所设在敌人心脏区域的“青年红色革命摇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晓庄是革命的火种。
袁咨桐之所以到与自己家乡远隔数千里的地方学习，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豪家，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做官，其中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不小的官。袁咨桐10岁那年，因其舅舅张华封和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私交甚深，所以被家人送到贵阳黄齐生所办的达顺学校上学。黄齐生是王若飞的哥哥，思想进步，教育有方，在当地影响力极大。不幸，其子生病夭折，于是聪明伶俐的袁咨桐被黄先生视为义子，格外疼爱和关照。后来黄齐生创办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招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因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黄齐生多次带领学生闹学潮，后被解职。黄齐生为逃脱反动政府的追杀，逃往上海。13岁的袁咨桐不顾家人反对，跟随黄齐生先生到了黄浦江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他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相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受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争取在敌人心脏地带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展开革命活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便成了主要革命基地。兼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王若飞问袁咨桐“愿不愿意到晓庄边读书边革命”时，袁咨桐欣然表示“特别渴望”。（陶行知的名字也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内，这位被宋庆龄先生誉为“万世师表”的教育家，从1930年被蒋介石“通缉”之后的数年间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革命和民众抗战救亡运动。1946年从重庆回到上海后，又积极投身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之中。99天内作了110场演讲和报告。这年7月25日，终因劳累病疾缠身，不幸去世。解放后，中央政府和上海人民鉴于陶先生的杰出贡献，将其评为“革命烈士”。）
我们再说袁咨桐。在王若飞的安排下，这位15岁的贵州习水少年，便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市郊的晓庄学校，开始了边读书边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在那里，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并在不久便出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小小年纪的袁咨桐，对革命工作异常投入，去南京大街上秘密发传单、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宣传，他时时走在前头，深得陶行知的赞赏。有一次袁咨桐和同学姚爱兰一起带领200多名小学师生，到栖霞山春游并采集植物标本。为了争取这些无钱买票的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女能够免费往返乘车，袁咨桐出面与铁路当局进行了交涉与斗争，并获得成功。陶行知获悉此事后，赋诗赞扬道：
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
谁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
然而南京毕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晓庄学校袁咨桐等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的革命活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并引起蒋介石直接关切，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停办晓庄学校。
陶行知得知后，立即组织师生进行抗争，并有学生团上南京游行抗议。这更激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灭晓庄”之心，并且借机欲“彻底捣毁共党窝点”，派出大批特务追杀晓庄共产党员、共青团和革命者。在袁咨桐第一次被捕后，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员的哥哥，亲自出面保释了他。哥哥生气地对袁咨桐说：“你再去参加共党活动，枪毙你也不管了！”
袁咨桐并没有听从哥哥的话，照样继续从事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并时常受组织委托到上海向王若飞汇报“南京形势”和工作情况，奔波于沪宁两地。
“现在形势非常紧张，陶先生也躲避到了上海，要不你暂时也留在我身边吧！”王若飞等党内领导非常关心袁咨桐的安全，跟他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