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但是广州-汉口铁路线的丢失形成了中国抗日的新时期。蒋介石政府的首都转移到了内陆四川省的重庆，有一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往缅甸的公路已修建完毕，直抵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其他路线也已开通，从云南到法属印度支那，穿越新疆沙漠地区到苏联边境的清政府时所修的公路得以重修。
目前蒋介石军队所依赖的四川很富庶。四川省的面积为11。5万平方英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加州），金矿和石油都很充裕，总共520万人口在一年当中能品尝到四次丰收，大米、小麦、大麦、粟米、烟草、甘蔗、玉米、大豆和棉花都取得了丰收，而它繁茂的桑树使丝绸业很发达。临近的云南省有锡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贵州是一个高原地区，有利于畜牧业和果园种植。
可是这种富庶不能挽回失去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损失。而且依靠大篷车从中苏边界穿行于沙漠地区运来的军用物资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重压之下，新生力量民族主义开始了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事情：把他们的工厂收拾好——就像一位《圣经》中的人物扛起他的床头，前进出发。总价值达1亿中国货币单位的工业设备在战争爆发的前期就已从上海转移了。而这仅仅是工业和文化大迁徙的开始。
除了战争和政治以外，这次迁徙还一次性地把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对于亚洲文明历史来说可能是一个里程碑。而它的一手经办人是曾在比利时卢维思留学过的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董为浩（音）。截止到1938年，在董博士的监督下，64家机械厂、19家发电厂、22家化工厂、5家玻璃厂、7家棉花加工厂、12家印刷厂、4家造船厂（制造适用于长江上游的船只）被迁移。总重达2。5万吨机器由那些苦力工来运送，行程达几百英里。按美国标准，这也不过是500运货车厢。按照亚洲人的标准，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重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140家工厂，是在上海和汉口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大学也同时迁往内陆。政府正在着手组织西部农民加入到制造行业中，像漆皮、小型船只、纺织、煤矿、造币、面粉加工和硫酸制造等。
《纽约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表明，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边倒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多达700万人口靠稻米和捕鱼过活。早在两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是源自于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层统治。日本人情愿跟随着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视天皇——永远以一种盲目式而现在更是有增无减——是神与家长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准独裁的状态和半独裁经济下能够生存显示了日本人的坚强性格。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1895年占领），夺取了满洲南部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中夺得），占领朝鲜（1910年）和满洲国（1931－1932年），但是与镇压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人和占领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比，那些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中国人生性随和，不愿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准备。早在孙中山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们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尽情地放鞭炮，而排斥来福枪的引进；可以进口大量无用的小玩意儿而拒绝军舰。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接近中国，不是通过许可命令，而是打击或不经意的渗透——从与西方的贸易合同，从传教士办学，从共产党宣传，从劲敌日本人那里，从新兴的民族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当面临外来侵略时，他们出击反抗。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而他们的长期抗日使欧洲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和平状态，日军身陷对华战争中，而无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盟发动新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