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艰苦跋涉去寻访大江大川，同时看望那些应他之邀开始撰写水利史各章节的作家们，以尽组织者和朋友之谊。
我深受感动的是，在11月份哈气成冰的寒冬季节，他带助手们来到东北，先后拜访了张笑天、阿成、刘兆林、邓刚等人，目的不为督促大家的写作进度，只为表达他的一片心意，那是酷寒中送去的温暖！
杨钦欢和程贤章的心血没有白费，洋洋200多万言的《中国治水史诗》终于面世了，不妨看一看标题吧，从《大禹治水》、《都江堰散记》、《隋炀帝与大运河》、到《中国幻梦——黄河清》、《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林林总总，却艺术地概括和再现了人类战胜水害、变害为利的改造大自然的文明进程。
这本书好在它不是空洞的说教，不单靠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古今治水英雄。所以说，这是鲜活的治水史，是给人以冲击力的文学之史。
自从北魏郦道元编纂《水经注》后，迄今为止，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大典问世，这部水利史集合了56位知名作家集体打造，也是空前的壮举，是一项填补空白之作。
中国是个缺水又水灾频发的国家，历来的当政者得不得民心，首看水利。所以说善治水者可令天下稳固，是毫不夸张的。水利兴则五谷丰，天下富。这是关系民之生存、国之根基的大事。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治水上下工夫。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旱涝无常，大水泛滥则使良田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对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来说，如不治水，将动摇民族根基、动摇国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捧着两本沉甸甸的大书，心里很有感触，我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这项不亚于任何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的图书工程，其实应由国家注资来完成，不管是隔代修史还是当代立传，举一国之力总会少些缺憾。
应当说，作家虽然在水利专业知识上有缺失，可他们有热情、有认同感，有同老百姓血脉相连的感情，又不乏艺术想象的翅膀，不经意间能把人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水世界，使原本枯燥的水利史，显现出无法抗拒的魅力，戴上史与诗的桂冠。我深知他们创作的繁忙，可一经召唤，竟应者云集，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或采访，或重走大川大河，到如今，汗水凝固成这部洋洋大观的治水史诗。应当说这是泽被后人、功德无量的事。
我的文学创作与水有缘，不必说游历过祖国的名泽大川，我也曾扎下去，在当年的葛洲坝工程和后来的三峡工程去深入生活，我采访过包括水利泰斗张光斗在内的诸多水利专家，也访问过当年各学科领域反对建三峡电站的反对派精英们，甚至前往美国去探访高达220米的胡佛大坝，后来写出了电影《木屋》、《世纪之梦》，以及《滇池遐想》、《抚仙湖奏鸣曲》、《上善若水》等“涉水”文学作品。
我对中国的大江大河有天然的情感依恋，并且对那些为规划治理它们、使之造福于人的水利工作者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太需要水，太需要干净的水，太需要绿色的水利工程了。特别是今天，当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泥河，淮河变成黑河时，这种感情来得尤为强烈。
30年来，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发展并崛起，我们却忽视了外国朋友的忠告，步人家痛苦的后尘，到底还是以牺牲干净的湖海江河为代价，换取了GDP的大幅攀升，直到醒悟过来，不得不每天在做痛定思痛后的补救，以更高昂的代价还原自然的本色，谈何容易！
看看中国辽阔幅员上的江河湖泊，没被污染的还能数出多少？也许只能在交通闭塞的角落去寻找。频发的洪水、泥石流，西南百年不遇的干旱，哪一样不与我们没有善待江河湖海有关？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口号，现在，当你面对劣五类水质的淮河时，你会作何感想？
当政绩与GDP挂钩，当政绩与升迁息息相关时，纯净的水会渐行渐远，清醒过来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归根结底，清醒者不应当仅仅是上层和普通老百姓。李冰肯定不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就任蜀郡太守时已是耄耋之年，他没必要制造政绩，他已没什么升迁空间，人无所求品自高。
于是我觉得，《中国治水史诗》正逢其时，它虽不担负着教化和纠偏之责，当头棒喝一声的作用还是有的。
2008年四月天，我曾受邀参加都江堰的放水节，一个月后发生大地震，连二王庙都严重损毁了，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宝瓶口等都江堰工程却安然无恙，令人感慨。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老子的“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实老子是借水喻人，他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无疑是在告诫人们，其安身立命，也该像水一样，随遇而安，善于处低洼之地，心若止水。
我们对大自然的水索取无度，人类难免遭遇报复。大自然无情又有情，不要让大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和报复人类了。水是人类的命脉，水脉决定人脉，而人脉是国脉的根本。
除了记录我们一代代人治水的丰功伟绩，如果说《中国治水史诗》能给大家提个醒，这已是额外的收获了。
这本书的成书还稍显匆忙了些，作家们的全身心投入与否，或靠网上资料敷衍成篇，难免存有瑕疵，当然还是瑕不掩瑜的。如能有机会再版，当在选题和艺术性上多花些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