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台湾没有被遗忘
——祖国大陆的治水与台湾的治水密不可分
蓝博洲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先生总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民先生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皇皇两巨册，包括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和东南卷等七大卷，计200余万字，是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我国第一部用文学表现形式所创作的治水巨著；无论就主题、内容与编写组稿的难度与高度，应该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突破与创举；特别是它包括了尚未回归祖国大家庭的台湾在内，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视野。这点，我相信不必我再赘言。
我以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作家身份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写作工程，深感荣幸。
我是在程贤章先生“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之后，也“接招”了他共襄盛举的邀请。时间是在2009年11月中旬，地点是在江西宜春市温汤镇明月山下安源楼的国际华人作家写作营，传话人是一起参加活动的初次见面的来自广东的诗人杨克。我很高兴程先生并没有把我忘记！
我记得，在此之前，我仅仅见过程贤章先生两次。第一次是在全国作家会议期间的人民大会堂门口，互相交换了名片。当时，我对程先生完全陌生，只知道他是来自客家原乡的作家。后来，我读到了程先生的作品，也曾经利用到深圳访友的机会给程先生打电话联络，却一直联系不上。一直要到2008年吧，我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在广东梅州客家原乡参访时才在梅江江畔的一栋公寓第二次见到了久违的程先生。那晚，我向程先生请教了祖国大陆客家文学的发展概况，受益良多。
杨克的传话之后，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苦于不知具体情况而迟迟没有动笔。其后，我又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到闽西、赣南与粤东的客家原乡参访；在梅州停留的那个晚上，吃过饭，喝了酒后，实在无法登门拜访程先生；程先生于是亲临我下榻的酒店，让已经醺醺然的我理解他“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的想法，以及他的编辑构想；我也当场承诺：写大陆同胞最有兴趣的日月潭，回台湾以后就开笔。
回台之后，我随即搜集各种与日月潭相关的材料，阅读之后，我决定放弃这个题目；因为它离“治水”的主题较远，而且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的水力发电设施。我只好继续阅读台湾史料，寻找符合《中国治水史诗》编辑主旨的题材。我的身份与立场决定了我选材的两点考虑：
首先，它必须是台湾治水史的典型事实；
其次，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近百年来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的历史现实，是我之所以坚持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联系的理由。
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
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廷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台湾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本只有漳、泉或闽、粤地方意识的台湾人，同时产生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
当年，割台之议甫定，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立即愤然而起，会同任职朝中的台湾进士，联名上书，表示强烈抗议：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势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这里的所谓的“隐痛”就是台湾人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精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5月30日，日军开始进军台湾。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军内调，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前瓦解。官绅阶级纷纷内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离台，返回广东镇平（今梅县蕉岭）祖籍，写下许多慷慨激烈、悲凉沉痛的咏台诗作；其中一首《离台诗》写道：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淡。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写道：
去年今日割台湾，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然而，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义军，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一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才告结束。尽管每一次的武装行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总地说来，这个阶段的武装抗日基本上是汉民族传统的中国意识的坚持与抵抗。
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忆录《无花果》里写道：
“当时的抗日战争，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既没有横的联系，也没有纵的系统。更不是受人宣传，煽动而蜂起的。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保护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因此，听到有日军来临，便涌起抗日的感情，产生抗日的思想，变成抗日的行动，自动地驰赴抗日战线参加抗战。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