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0日，这是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应该铭记的—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几乎与核爆炸同等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便意味着中国原子弹的正式爆炸日即将到来。因此当基地上千军万马群情激**时，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人了紧张的实验实战之中。不用说，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血压一下子也髙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过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自己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王淦昌有病也不多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一一成功啦！成功啦！
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轰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髙兴得跳了起来。
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人爆炸准备了！
王淦昌见人就说，仿佛眼前就是那期待多年的蘑菇云，已经在世界的东方徐徐艽起……
时间悄悄走人决定性的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
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突然被北京派来的飞机接回。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采取塔爆方式，于了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里，还这样感慨过。
成功与失败，这对在科学实验上几乎谁都不占上风的孪生兄弟，在王淦昌他们这样一生与实验打交道的科学家来说，似乎没有比这四个字更熟悉的字眼了。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敗。正是一次次的失敗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敗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
然而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是有违科学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不管有多少理由，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予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担子。再没有比这更实际和现实的了。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者，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王淦昌不能失敗，因为中国人民已经被东边隔海的美国人天天用原子弹在威胁吓唬，而西边的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等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但任何一项科学在没有成功之前，它都像魔鬼一样，很容易捉弄人。原子弹是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一种战争武器的科学试验，因而王淦昌也遇上了一个个似乎在有意捉弄他的大魔鬼。
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
气泡！报告王院长，XXX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国际劳动节的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了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真的发现了气泡？严重吗？王淦昌和大家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给当时整个原子弹试验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因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基地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弹核爆试验，而现在突然冒出个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着急，儿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更急了！
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的回忆：自新年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裕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俎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如果心脏出现气泡，就等于人的心脏出现了顫音，便有可能直接导致人的心肌梗塞等严重危及生命的后果。道理一样，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的后果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厂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荖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的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
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闲难，当时我们国内的生产技术即使是最精密的高新技术，用的常常是最原始的设备与车床。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土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査找问题，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地消灭了气泡这个魔鬼幽灵。
五一的清晨，在王淦昌、姜圣阶等技术人员的领导与努力下，原子弹的心脏一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生命已经开始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亲自去，不去心里不塌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都出面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
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到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亲自护送，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
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对手下的一名师长吩咐道。
这是真正的战斗。从五一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西安、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替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同等。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什么东西。王淦昌是知识分子出身，长年在实验室工作，他没有见过这样军事化的场面，他在一次回忆中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时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们，我只要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
大爆炸即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