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可不好办。话说不好，不仅会影响两个部的关系，而且会让中央感到我们地质部有抢功之嫌呢！一一向办事精明的李奔此时也没了主意。
得快拿主意，下午人大小组会上我是推不掉的呀！黄汲清急得直搓手。
李奔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何老头儿，他在中央待的时间长，处理上面的事，一定有经验。
何老头儿即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此事非他莫属。走，我们一起去找他。黄汲清不客气地拉着李奔就走。
何长工，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老革命家。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时期，他就是红军军长和军政大学政委，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那时在何长工部下还只是个小营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低潮时，朱毛井间山的会师，使整个革命斗争运动从死亡线上获得了出路。何长工是此次朱毛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仅这一点，何长工敢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毛泽东为老毛，并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在所有中央高级干部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位中国革命的元老、毛泽东的同乡，心里有苦不好说呀：那年长征路上，张国焘这家伙蒙骗了一大批人，我老何也给骗了，竟然给姓张的投了一票。何长工，当年连名字都是毛泽东给改的何长工原名叫何坤，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却……为这件事何长工懊悔了一辈子，可事实早已成为历史，懊悔也没用。
好在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和有功之臣，再加上许多人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何长工到地质部后虽说是副部长，但论资格中央上下没几个可与他相比的。地质部的许多老同志至今对何长工十分怀念，重要的原因是何长工为地质部的早期建设所出的力是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譬如现在的地矿部部机关地址在闹市西四，你稍稍注意一下，现在有几个中央部委的办公地方可与地质部那么好的部址相比？再有，北边的地质大学校址，那么大的一块地盘，当年也都是何长工手指一戳就定下的。
五六十年代，地质部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声誉，当与何长工在位密不可分。
黄汲清拉着李奔去见何长工，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别人在中央面前办不到或者不好办的事，何老头子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可他们偏偏忽视了何工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跟毛泽东主席撞车。
什么，大庆油田？哎哟！何长工一听这就摇起头来。大庆油田是毛泽东主席睡觉也在抓的事，如今油田找到了，石油部的领导成了毛泽东主席的红人，你们要我到毛泽东主席面前说大庆是我们地质部找的，这要让毛泽东主席对我何长工怎么看呢？！
唉，老黄呀，你看怎么说好呢？
黄汲清朝李奔瞥了一眼，又瞅瞅何长工，心想你大部长都不知咋办，我就更没辙了。
临别时，何长工支着拐杖，拖着那双跛腿出来送客一一那是井冈山游击战时给这位老战士留下的终身纪念。
望着这位跛腿老将军那阴沉的脸，此时的黄汲清心头不免涌起一丝怜惜。不过，他更多的还是对这位老革命家的一种特殊的崇敬之情。
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沁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查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时也还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著作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一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人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3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的右派了。除了黄汲清以外，那3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等人，他们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家荣，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家荣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家荣当时是堂堂共和同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其实是莫须有在我们以往或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史学与文学作品中，一写到某人某事，总把者多命运的恩岜怨怨统归到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上。其实，如钱我们认认真真地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命运进行深入的剖析，不难发现，有许多事件的冲突与矛盾，谁能肯定不是出于个人之间的恩怨？谁能肯定许多个人之间的恩怨其解决办法不是借助某一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才得以了结的？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害怕政治斗争，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某些对立面的人利用政治斗争的幌子来达到摧毁自己的目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残酷。那些骨子里残酷的人性是很会运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历史对此可以证明。
一代大地质学家谢家荣的毁灭，多少可以归结于他对政治斗争的色盲和在官场上的幼稚。
老实说，当读者们读到这篇文章时，很多人会说何建明也太胆大了，竟然拿我们的科学大师们开涮，忽而批判这个，忽而批判那个，你还想不想安安稳稳过小日子？其实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担心。为写黄汲清，开始我并没有朝现在这个思路走，本想给这位大师写一部传记式的作品，便算大功告成。可是越到采访后期我越发觉得，最让我心颤的是处在中国科学最髙层的大师们在名利场上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纠葛。在写此文之前，我已为黄汲清的传记写了近10万字，后来我把它撕成了碎片，因为我觉得在黄汲清及他身边的一群大师身上，最可贵的最值得我们了解的本质不是他们做了那些公众早已熟知的、那些著作等身的成就，而是他们作为一代科学大师的崇高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在各自完善或者扭曲自己的人格历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不写科学大师们的作为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而仅用彩笔描绘他们事业上的光环，我以为我的作品不名分文。
我断定有人看完这部作品会骂我，骂我猎奇的创作动机。错了，朋友。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这篇文章的下笔过程，对我而言，丝毫没有那种猎奇的快感和激昂情绪，有的只是一种深切的痛苦和沉重的责任感。言其痛苦，是我从诸多大师身上看到时代的政治烙印给他们每个人所留下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悲剧角色。黄汲清的一生几乎都处在被别人诋毁与指责之中。这是极不公平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诱发了我一种沉重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便是令我要为历史讨个公正与实事求是的说法。
我想尽自己的力量做。因为我丝毫没有想着意去贬低哪一位大师。恰恰相反，每每当我面对历史，在笔头上不得不责难一位大师之时，而我内心深处也正是在怜惜与崇敬这位大师的。
话扯得太远了，但这些话对读者们如何看待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大师们的种种品行，则非常重要。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重要的意义。
比起谢家荣，黄汲清可谓碰到了好运。论罪状，黄汲清与谢家荣差不了多少。不过黄汲清在后来自我解释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被打成右派时是这样说的：苏联专家服我，他们很多人读过我的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巧在在12级台风般的冲击下，黄汲清得病住进了医院。身为党组书记的何长工知道后断然挥了一下手，说：有病，就好好住院。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出院，不要着急。有老头子的这句话，谁还敢动黄汲清？这一病就是半年。1958年6月黄汲淸出院时，反右斗争已近尾声。何长工又像模像样地钯他叫到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一通深刻批判，那顶右派帽子就这样搁在了一边没动。黄汲清的头上总算轻松了一些，可他的嘴巴从此也被封住一漏划大右派的尊称一直像大口罩似的贴在脸上，使他不得在言行间有丝毫可以**真实自我的余地。此后的近20年间，他尽管还是名誉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然而政治上实际已死亡。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一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了力量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5年时间，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演义乂、水浒传，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蹦出的每…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箏。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瞒，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30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式比我们先迸得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95年就发现了大油田呀？。
黄汲清一听这，眼请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闰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有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