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以业兴市、以市促业”的战略。
所以我在常熟时间起书记江浩的“专业水平”如何时，常熟同志告诉我，江书记的字写得特别漂亮（后来我发现真的特别漂亮，不敢说大师级，但绝对够“专家级”的）。可是从我跟他的接触中，我肯定他的“卡拉OK'’水平很高，因为我从常熟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江浩书记作为全市工作的“领衔指挥”，我觉得他有一首歌唱得特别的好，而这首“歌”名叫“小城兴市”。
常熟人可能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对外地人最有吸引力和最能激起冲动的，并非是那些多少披有尘埃的“历史文化与历史名城”了（虽然这些历史文化与名城风采仍发着光芒），而是热浪滚滚的商业浪潮与每一寸土地都在欲欲跃试的、全市所有农民们干部们职工们都在参与的市场经济革命。其实，我的这一提醒可能是多余的，或许常熟人早已明白，高质量的经济包含着高质量的文化，而高质量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里又必定体现于高质量的经济之中。
在世界的强国行列中，日本的经济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一个面积小小的、没有什么资源、在大战中受重创的小国，竟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巨人而为全球所惊恐。专家们在探究日本经济发展奥秘时其中有一条是共识的，那就是日本特别地重视知识，这是这个大和民族得以崛起的主要动力所在。
知识是无形的资本，无形的资本可以创造有形的财富。然而从无形的资本转变到有形的财富这一个过程，中间必须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知识的本质即应是“实学”，而非“空学”。“实学”可以转化为财富，“空学”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中国流传的一句名言，也是无数萃萃学子苦读寒窗，终成正果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可是历朝历代这“书中自有黄金屋”却与“学而优则仕”联在了一块，求知成了仅为跻身权贵的敲门砖。对此，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早有警世之言：文明开化以开启民智为要。具有几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常熟人，在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二十年间，他们有意无意地同样举起了“开启民智为要”的旗帜，这就是他们今天能够出现热浪灼人的市场经济繁荣景象的前提条件——乡镇企业经济和民营工业经济的并轨蓬勃发展。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实践与方向时曾经这样指出过，没有民众参加的革命将是不彻底和不可能成功的革命。用领袖的这句话理解，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革命，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参加同样也不可能取得现代建设的成功。常熟的经济建设之所以今天形成了全民性和全社会的态势，这与他们长期“开启民智”，让众多百姓参与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夭在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倡导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功绩中，恐怕有两件事最值得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怀有敬意护那就是他倡导的“深圳特区”和“苏南模式”。前者是以吸引外资来加速我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犷后者则是以州黔发展乡镇企业为龙头来全面促进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正确澎路。一个“特区”，一个“模式”，像两匹走在不同快跑道上的胶’马，高昂地呼啸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强劲咫风。常熟作为产苏南模式”的核心——乡镇企业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七十年代末，当连我们内地的许多高级干部都不知“乡镇企业”倒底为何物时，常熟此时的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几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内地省份的一些县市尚在为所在地区的第一个乡滇企业举行剪彩仪式时，常熟此时的乡镇企业年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6。64％!
有一位常熟村办企业的“老总”，给我讲了他1985年那次到兰州出差的笑话：那次他是为一批毛料，带着两位助手急飞目的地，为图快他们三人全都买了头等舱票。结果这天正逢一批当地的省委官员赴京开会返程。不想有限的头等舱被常熟的三位客人占据后，那几位省里干部只好坐普通座位。这下可急坏了几位“头头”的秘书，他们走到头等舱想仔细看一下，到底今天是哪位更高的高级干部把位子给占了。秘书过去一看是三位听口音为南方人的小年青，不由拉长了脸间道：你们是哪级干部，为什么把首长的位子给抢了？三位常熟人乐了，说我们是买票上机的，没抢谁的位子。秘书说，买票也不行，这头等舱只有省部级领导才够格，你们够哪一级？三位常熟人更乐了，其中当“老总”的一位说道：照先生您所说的，我们三个人可就都够级别了。秘书疑惑地瞪大了“四只眼”。“老总”进而说，他们一位是“供销部部长”，一位是“财务部部长”，都是“部级”。我是他们的头，照您先生说的“级别”，我们可都是“首长”级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座头等舱呀？机舱内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那位秘书先生最后被一位省委领导拉回去训斥道：你就别出洋相了，人家苏南地区的一个乡办企业老板的口袋里比我这个当省长的还硬”他们当然比我们更有资格坐头等舱哄！
这是生活中的一则笑话，不过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在经济方面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
常熟的乡镇企业最早起步是在1958年。这一年是极左思潮下的大炼钢铁年，在近似毁灭性的灾难中，聪明的常熟人从“大跃进”的反面教训中悟出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们整个地区命运的深刻道理，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公社也要办工业”，搞农业的不能光“吃”农业，光“吃”农业就会吊死在一棵树上。当时他们提出了“农机带头，大抓机械”的口号，一批公社先后办起了农机、棉花加工、纺织服装等小型企业，作为县级政府，常熟还率先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县人民公社企业局”机构。到1960年底，他熟全县的乡办企业已达222个，工业产值按当年度的不变值达到1319万元。尝到甜头的常熟人，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驾驶乡镇企业这艘航船，无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还是极左思潮猖撅的“文革”中，他们那儿的农村工业始终“合理不合法”地顽强存活着。到1984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为乡镇企业正名时，常熟的乡镇企业年产值已达2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号称“半壁江山”。当时胡耀邦同志曾风趣地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一个无锡，一个常熟，一个江阴，连起来就是“无常江”，“无常江”就是‘无长江”（常、长谐音——笔者注），连“长江”也不放在眼里，可见苏南人气魄之大！这“无常江”的美誉，一直流传至今。之后的十几年，这“半壁江山”就成了垒筑常熟经济的“铜墙铁壁”。1995年，常熟全市的乡镇企业年度产值达200多亿元，这个数字如果拿到西部省份，恐怕是他们整个省的同行业总产值也未必够得上。从1958年算起至1995年的38年间，常熟乡镇企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5％。一种产业在持续如此长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这在人类进步史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常熟人潇潇洒洒地做到了。
在今天，常熟乡镇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在当地工业生产领域中“半壁江山”这个简单的概念，而事实上它已经构成对整个地区的社会事业与发展起着不可动摇和无法取代的作用。若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一个毫不夸张的结论便是：苏南乡镇工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我们且不说它怎么断然冲垮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出一条国家与集体一起投资、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新路子；也不论它有效解决了我国多年来未能解决好的农业怎么发展、农民怎么富裕、农村怎么繁荣这个“三农”间题；单就它如何率先突破势如坚冰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打开发展商品经济的“制动阀”，成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先驱者这一点，其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就非同寻常。纵观常熟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走的基本是一条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它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利用本地丰沃的自然资源和与上海、苏州、无锡等接壤的地理条件，完美地实行了“设备型”、“资金型”、“人才型”、“商品型”、“工贸型”、“集团型”、“科技型”、“亲友型”等城乡之间的横向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是左右逢源，无往不胜。而常熟乡镇企业的主体纺织服装行业，从一开始的经营之道核心便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这三个“就地”所带出的效益是产品（或商品）价格的绝对优势。
横向联合十价格优势，是常熟形成市场、并将市场越办越红火的基本所在。
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在考察常熟时曾经说道：如果说中国的古代人发明火药是为人类进步点燃了文明之光，那么中国的现代人所创立的乡镇企业经验，则是那些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里程碑。
是的，尽管今天曾被称之为“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出现了一些不景气，可是乡镇企业这一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其功绩之大，谁也无法否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亿农民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家。看一看常熟二十余年乡镇企业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历史性贡献，就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如今一年创下近三四百亿工业产值的乡镇企业王国，当年起步时也就仅靠了“一万台横机、一万台缝纫机和一万台织机”起家的。可就是这三个万台的横机、缝纫机、织机，不仅使富沃的农业市常熟成为强大的经济市常熟。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乡镇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常熟有史以来的一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往几十万人祖祖辈辈只能一种活法，那就是种地。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会种地，更会操作各种机械化、电气化设备，甚至信息高速公路，还会从事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商品贸易……在这方面，常熟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全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达57万人，现今仅为12万人专司农业生产。就是说有45万左右的农民早已离开土地，成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其它行业的大军。如此一支庞大的力量在参与经济建设，在开拓商业市场，那是一番什么样激动人心的景观？你可以尽情去想象。他们能工能农也能商，他们能进能退也能守，他们能劳能奋也能耐……这就是常熟人可以取胜的基本要素和立于不败的原因。值得重重书一笔的是，在约45万农业大军直接转向市场后，那滞留在土地上的十几万“农民军”也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种好种熟田地之上，他们也已用科学技术加商品意识的数学几何形式，把土地与作物串起来连结到了市场，使小常熟成了“全民皆商”的大市场。
这就是我说的江浩书记与常熟市委同事们一起唱响了的那首“小城兴市”之歌。
我现在还不敢夸口这个“不是常熟人”的常熟人江浩，与他同事们一起唱的这首“小城兴市”歌，倒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和震憾力。但可以在此下结论的是，它对常熟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公认和接受。
看一看常熟这几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你就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振奋——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起，常熟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他们经济生产速度的第一个翻番用了5年，第二个翻番用了2年，第三个翻番用了3年，到1990年他们整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4番的目标。按照我国制定的相关指标，这个时候的常熟，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已够上了中国自己的“小康”。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08亿，国内生产总值36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26元。算上1979年，常熟的这12年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20％以上。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在低水平起点上其发展保持高速并不足为奇。那么，当进入“小康水平”之后常熟的发展速度，总可以说明些问题了吧！
这就是“小康”之后的常熟发展速度：至1996年底，全市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达170亿，为1990年的4番多，六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5％；19％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是500多亿，同为1990年的4番多，年增长率为37％；1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万元，为1990年的3。5倍，年增长率为3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惊人速度？！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十五六年间，常熟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年增长为25％左右！
1988年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中第一次出现了“NIES”的新名词，它的意思即“新兴工业经济体”o“NIES”的出现，对一向自认为唯天下独尊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就像有人在他们的家门口敲响了丧门钟。这就是常被人们称其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的崛起，给西方世界所带去的冲击力。
暂不与我们自己的香港、台湾比。可据我查阅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史，令人惊异的是像这两个公认的“小龙”的发展史上，也没有找到可以同“苏南小龙”的常熟相比在如此长时间内连续保持着如此高的速度！韩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从1960年起步的，它的最大特征是由于美国人所发挥的“战略影响”而崛起的，而即便是这样，韩国经济复兴30多年间，其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左右。新加坡除了人口多于常熟三倍外，除去各自的江域海面实际面积和一个是内陆地区、一个是海域国家外，这两个“亚洲小龙”、“苏南小龙”的基本情况比较接近，是可以作一定的参照系的。
新加坡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一个叫塞斯尔的美国人，写过这样一段话来描述的：“新加坡几乎没有贫穷，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乞丐，罪案很少，失业率现象几乎完全不存在，空气是清洁的……“
这样的话用来描述常熟市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常熟也没有贫穷，也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乞丐，罪案同样少，常熟的本地人就业率是100％，而且还招用了30万外地工，空气也是清洁的。区别是，新加坡有总理部长，有参加联合国、参加国际经贸活动和对外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常熟没有这些，有的是几十年来一直高额地向上面和那些穷兄弟们上交自己创造的财富。但即便这样，常熟这十五六年间的发展增长速度，也是令世人惊叹的。
这就是我们的常熟，我们今天的常熟。
其实我知道，上面我列出的像19％年有关这个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等方面的数据，仅是常熟向上面和对外报的“官方数字”。据我所知，就拿国民生产总值一项来说，19％年他们的实际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亿，那“埋伏”的几十亿是聪明的常熟人所打的“小算盘”。（需要解释的是：打这个“小算盘”并非常熟干部为自己的口袋，而是为了104万百姓的利益——我完全理解这种行为，并认为它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不是。如果常熟干部为了自己头上的那颗珠子更亮更耀眼，完全可以堂堂正正亮出实底。不是时下还有那么不少的某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官升一级，把一分成绩说成三分功劳的么。）
对名利的淡泊，是常熟干部一贯的作风，这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再大的学问者也终将比不上圣祖言子，再有改天换地的功劳也比不上创始开业的天子虞仲。你没流一滴血就想摆资格？没门。虞山下随便走出一个“野郎中”，不是当年钻芦苇塘的新四军也至少是“战上海”里的老连长。瞧你还有啥说的？没有。常熟与众太不同，这儿的干部能在台上站得住脚的唯有看你到底是否让老百姓们得到了实惠，大家的生活是否既好又安宁？然而这几年里，无论那些当年从芦苇塘走出的“新四军”，还战上海”里的老连长，他们对常熟的工作是满意的。常熟在本纪末的这些年里干得漂亮！干的精彩！它即为当代人公认，也为长辈们称道，更叫下一代拍手。而在这些所以的漂亮和精彩中，兴魄民是最叫人兴奋和折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