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周皆是富土与富民包围之中的蒋巷这块“鬼唱歌”的土地上，常德盛从小所受的苦对他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这种苦，既有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贫穷之苦，也有被别人歧视的屈辱之苦。
既为蒋巷人，就得做蒋巷的主人。既当蒋巷的主人，就得做呱把全部心思放在蒋巷土地上并被大伙瞧得起的人。’——这是常德盛从孩提长大后就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立人之本。后来没过几年，看·位“干活不要命”的瘦小年轻人，被众乡亲推到了大队当家人的岗位。面对镰刀和铁锤组成的红旗，常德盛向父老乡亲们许下了如下诺言：‘。老老实实做党的人，勤勤恳恳当百姓的黄牛……’，升
从1966年到今天，常德盛作为蒋巷村的当家人，作为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名支部书记，整整30多年光阴，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向乡亲、向党许下的诺言，并且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为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谱写了人人赞颂的乐章。
-30多年过去了，4巷村还是那么个地盘，可早已不见了那“万户萧疏鬼唱歌”、“穷水恶土人潦倒”的旧貌，如今已是锦绣田野年年丰、灿灿金杯立满堂，外乡邻村的小伙姑娘想进蒋巷还得凭思想先进有技术哩！蒋巷村打80年代开始，差不多年年被省、市评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村或先进集体。
-30多年过去了，常德盛的足迹在蒋巷村没有挪动过一步（尽管上级有几次要对他升迁，但他没走），他的支部书记一职也从未因时势的风风雨雨而变动过。乡亲们说，常书记唯有的变化是他头上的白发和脸上被风蚀雨袭而生的纹痕……
作为一名干部，无论他的职位大小，几十年呆在原岗位不动窝，除非他或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兮或是沉淀在最底层的平庸者，此外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
然而常德盛既非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也非是最底层的平庸者。他上面的一级级官阶比山还高，随便谁一句话都可以压得他三天喘不过气来。而他抽屉里积下的荣誉证书，则比共和国元帅的战功奖令还要多出半个头高。常德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干了30多年，并且还在继续……
蒋巷人最难忘的是常德盛书记带领他们改天换地的那些岁月和那些经历。
前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行官员慕名到蒋巷参观，当他们站在一马平川，绿荫成行，道渠规整而充满生机的田野上，听主人介绍这儿曾经是满目苍凉荒芜、河洪泥塘错汉、茅草坟堆遍野、猫狗野狼横行、沟谷洼地间到处是吸血虫丛生、大小田块高低零乱不堪的“苏南泽国”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奇目光。其实，惊奇的不仅仅是那些黄头发绿眼珠的外国人，就连蒋巷村上了年岁的人谈起此事时，同样会流露出那般充满自豪的奇异神色。
22岁便上任村支书的常德盛与每一位蒋巷人一样，祖辈吃尽了水害之苦。作为全村的领路人，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治理蒋巷村的穷土恶水。为此常德盛折弯了一身骨、熬白了一头发……而他就是用这瘦小的身子骨和傲挺的白发，带领全村不足400个劳力完成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四大战役”。这便是后来给蒋巷村以全新面貌的1968年至1969年间平坟墩、倒杂树、开深沟战役；1975年开始的平整土地、填河填irr，战役；和1986年开始的筑路建渠、建设规格田战役，以及1992年以后的路、渠、田、林标准化等四个战役。
在我来到蒋巷村采访时，村里没有任何实物资料，可以看到过去的30多年间常德盛这位身高不足1。65米、体重只在一百来斤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年复一年带领众乡亲战天斗地的场面，但有那么多的老乡告诉我下面这么多的事——
那一年平到某家一块祖坟地头时，有人不近人情地挥起铁锹把常德盛操在了刺骨的河塘里。常德盛从水里爬起来没顾回家换衣服，打着颤儿做了几小时的工作，直到人家甘心情愿把祖坟移走为止；
那一年夏季中，为使千亩水稻不受涝，常德盛手持一把铁锹，身披一件蓑衣，连着十三四个昼夜巡视在田埂河堤上，直到累晕在浸草地上支持不起来……；
那一年农历大年初一，天色朦朦时，有人上镇上吃早茶，忽见地头有人影在晃动，不禁上前细看，原来是常德盛书记在独自默默地挑土填河呢。“常书记，今天是啥日子了，你还起这么早来干活？”常德盛一笑，说我睡不着，就来这里了。那人望着常书记瘦小的身影，心一酸，知道劝他回家休息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便回村叫醒左邻右舍一起上了工地，后来人越来越多，大伙越干越欢，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一天是什么日子。
就是这样，蒋巷人在常德盛的身先士卒下，靠一锹一挑，经过近20多个春秋，填平了一个又一个河塘沟洼，规整了一块又一块斜田曲洪，形成了今天的田方地平、水渠成网、大田通公路、小田有平道、家家门前进得汽车、户户四周绿荫环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格局。昔日为人所歧视、闻声躲一边的“泽国”加“吸血虫病重灾区”的蒋巷村，在这“四大战役”之后，彻底改变了往日的形象，成了苏南天堂中的天堂。
本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过去他们蒋巷人取媳妇一般女的总要比男的大上好几岁，甚至十几岁。为啥？就为一个穷字和一个“虫”字。现今这两个字，早被常德盛和他的众乡亲给深深地埋在了十八层地底下。
然而所有这些，在常德盛的眼里仅仅是他作为村支书应该和必须走的第一步路。“农村共产党人干工作不单单是为穷山恶水变成金色的田野，更重要的是让金色的田野长出金色的谷子……光会苦干，不会巧干，就不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常德盛如是说。
他当干部几十年，这话也说了几十年。为这，他同样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捍卫实事求是原则，就历经了自我否定、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等好几个艰难过程。
常德盛是工作和生活在最基层的一名党员干部，三十年间他所要承受和做到的，何止是时时处处苦干在前、重担抢先这样一些肉体上的负重，更多的是来自不同时期有时是一夜之间几种变化的精神负重。
在中国农村，几乎每几年就有一种全新的政策出台。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再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到八十年代的分田到户……每一次政策出台，对农民而言，差不多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不管你那儿适应不适应，你都得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就是“对党对上级的不忠”的路线错误。农村干部就得在这种情形下工作。然而我们那些高高在上的决策者们常常并不考虑百姓种的还是那块地、吃的还是那口饭，有时决定的一些政策不从实际出发，一味要求用一种模式来规范十亿农民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样的结果不仅没能解放农业的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相反常常造成劳民伤财，怨声载道的局面。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便是突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