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许多人都向我证明：余秋里对干部严，严到可以真的如果你办砸了事，他会用拳头打到你脸上——我还没有证实有过此类事发生，但他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是经常的。就连康世恩也并没有少挨“不打肥皂刮胡子”的命运。但他从不批评普通群众和职工，相反，在群众和普通职工面前一副菩萨心。我同样还证实了一点：余秋里虽然脾气特大，可他从不无缘无故地冲人发火，只有那些他认为不可容忍的错误和缺点时他才会大发雷霆，意在让你记得刻骨铭心，再不重犯。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全部喜怒哀乐，如果一定要用原则来作出判别的话，那便是：为人民办好事的，有利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好处的，他会竭力主张和为之呐喊、为之振臂、为之叫好、为之鼓励。反之，他会迎头痛击，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与之坚决、无情地斗争到底。再有一条是：如果不是为公的事、为公的利益，你想从他那儿得到点恩惠或好处——门都没有！
余秋里便是如此一位透明的人、纯粹的人——透明的革命者、纯粹的共产党信徒。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种透体和纯粹中显现。
现在——是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致。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唯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战场上出现逃兵是因为生与死的考验让一些意志薄弱、畏惧死亡的人感到了恐惧而作出了另一种与战斗要求背道而驰的选择。现在，大庆会战虽然不是战争，但死亡和困苦并不比硝烟下的战争对生命的考验弱什么。而有些特殊因素甚至比战争更复杂和严酷。比如家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后腿；比如不同职业之间的攀比而造成的心理失衡；比如不合理不平等的待遇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等等。总之，在如此一场特殊的和平建设伟大战役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冲锋陷阵、战无不胜的军事作风，毫无疑问是必须和重要的前提，和风细雨的、体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切实解开其心头疙瘩的政工艺术也是同等重要。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了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夷、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183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稳定，18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20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兵三个月中，家里来了42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辞职工身份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向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地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地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地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上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能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他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郾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张文彬则另有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青海石油局参加会战的一名负责人，因为工作忙，挖野菜的任务没完成，便只好吃“观音土”。那“观音土”样子挺清爽，但绝对不能多吃，弄不好会要了人的命。我知道后赶紧找这位干部，劝他千万别再吃了。另一个队的指导员反映，说他见一名青工上班时钻到了机台旁的野地半天才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那青工说是拉屎去了。指导员感到蹊跷，拉屎要那么长时间吗！便到野地里转了一圈，也找到了屎堆。可令他震惊的是，那青工拉的屎跟牛粪毫无区别——净是没有消化完的草料。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唯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阔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五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