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皮称为“三堂”经济。图为虎门新联乡顺明手袋车间。
虎门黄河时装城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不说汉唐的盛景，也不说宋明的繁华，即便是元清两代人主中原的北方统治者，也不得不归附中华文明，最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人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绝对不是个穷国，而是个非常富裕强盛的国家。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载，咸丰时期的经济总量是同期英、法、美经济量的总和，堪称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羡慕、崇拜，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阵狂潮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强盛的中华文明抛得七零八落？又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这场工业革命使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远远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使得曾经无比牢固的虎门渐渐变得脆弱。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茶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鼎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黑格尔有过这样的预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念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了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但零丁洋边的人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想与追求，他们过去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穷困命运也有过“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然而结果依然是呛得满腹咸水，呛得心受屈辱……
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百年沧桑，转瞬即逝。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被西方统治，或者说是被欧洲和美国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即将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注定将要陷人永久的依靠和落后。东亚的崛起告诉人们，情况不是这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把握在欧美手中，其他国家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人类进人21世纪的重要国际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犷由此带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
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今天的人们早已清晰地认识到“三来一补”对东莞产生的时代意义，人们在20多年后将其称为东莞工业的“酵母”。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词的概念：“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大致规则是：对外加工装配是由外方提供原材料、样品、零配件，内地按外方要求的质量、规格、样式、包装和商标进行加工生产，全部产品由外方返销，中方收加工费。补偿贸易是由外方提供设备及生产技术等，投产后，用该设备、技术生产的产品或双方议定的其他产品分期偿还，中方不用支出外汇。
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李玉龙把老光棍拉至农田边的一个僻静处，向他打听起“东南角”的一些情形来。太平人都知道这个40多岁的老光棍是一个老偷渡客，已经偷渡十多次了。说来有趣，老光棍在香港无亲无故，在那里没个安身之处，极易被抓进集中营，但老光棍要去的正是那里。他曾以一种陶醉无比的神情向人们描述集中营里的馒头：“白白的，比粉还要白，吃到嘴里香喷喷，那个味啊！”老光棍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吃上白馒头，但那边偏不成全，最多让他赖个十天八天就把他送回。而老光棍在家呆着呆着，哪天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又沿着山路往东南角跑去了。邻居们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知道他准又呆在集中营里享受白馒头呢。这事成为当地的一种笑谈。然而在这笑谈中，隐含着多少痛楚和无奈啊！当生活中只剩下**裸的贫穷时，尊严和人格便也不复存在，甚至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单从这个笑谈里，我们多少也理解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百万中国人拼死逃往香港的冒险举动。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舅舅逃到香港都16年了，至今还没回来，·外婆的眼睛都哭瞎了……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巧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
那个晚上，我们是坐船去的。当时一共有十来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两个女的。我们的韶是窄窄长长的那种，是条划桨船，因为机动船响声大，容易基东目标，这种手划船声音小。坐这种船每人得交两百多块钱，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了，我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挣钱了，挣了好几年，也就攒下这。汽钱。当时我刚20岁，其实去那边也没什么复杂的想法，很单纯，看别人去，我也想要过去。我有个舅舅在那边，他是1962年那批逃过去的，我准备过去找他。当时我家住在太平，从家里面出发，很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在那里等韶，很多人都提前来了，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海水刚刚退潮，这个时间出发比较顺。船是从长安那个水闸旁边过去的，离太平码头很近。我记得那晚的月亮育育的，四周的一切也能看得很清楚，海面很静，没什么风。坐这种船我们每个人都得划，那两个女孩子不用划，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那个发电厂足香港最亮的地方，一过海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十几个男的拼命地划，一分钟都不能停，划得手上起的泡都流血了，可那时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心里很紧张，也很着急，就希望能顺利地逃到香港去。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不敢一起走。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胃出好多香港誉察。他们把我们抓到一个村子里，给我们录口供，问我们为什么要偷渡，后来给我们发了衣服，还发了牛扔片给我们吃。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遗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律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如今看来，张子弥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