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J）II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忧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惫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奥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衰庚回到家乡大鹅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两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刹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国、灸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软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得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得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谷枚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俄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时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后，谷牧的话终于得到了印证。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我们称他们香港美。他们回来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他们的儿女也都回来了。还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现在虎门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从香港带一件衣服回来可以穿几代人，现在香港人跑到虎门运衣服拿到香港卖。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1979年。邓慕尧在虎门公社文艺宜传队当编剧，不到20人的宣传队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邓慕尧拿自己举例比较起来：“当年宣传队跑掉的同事回来联系我，我请他吃饭，而我去香港打电话给他，他则叫上几个人，联合起来请客，而且还不是吃饭，只是喝茶而已。我在虎门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现在也没能买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再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们一个月能挣上一万块钱，但租房子就得好几千，日子不容易过的。他们的孩子读书花钱更多，我们现在是免费。还有，当初我们宣传队的那些人，好歹还算有点文化，这样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无法适应，在那里只能做苦力，有点头脑或运气好一点的，最多也就帮人家打工，所以他们这些人在事业上都没任何发展，更谈不上成功。另外，这些人出去时都二十出头，没有技术，只能做体力活，现在他们都五十出头了，体力活也干不动了，挣不上钱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
确实，命运跟他们开的这个玩笑有点开大了，这也使笔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面的那句话：“你们会后悔的……”
“后悔也没办法了。”邓慕尧接着举例说，“我有几个亲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一个原来帮人家杀鸭子，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店，过得还算好一点的。还有一个现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领点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生活。还有一个以前帮人做建筑，现在也是力气不够了，找不到活儿了。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社会，你没有技能，不在写字楼里工作，靠做苦力，年纪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60年代初跑过去的人都发了财，因为那时两边的反差比较大，在香港做劳工再苦也苦不过我们人民公社的劳动，人家做一天都有两百，我们做一年都没有几百块钱。但中国改革开放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厂很多都转移到了这边，到这里招工人，这时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难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没什么机会。这些年来，我们这边发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机会。我身边还有很多没去香港的人，本土创业，现在家里都有车有房，日子过得很好。”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的波涛里，在诡诵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涌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当他们知道时，时光已经流逝，一切成了定格。
当然，也有例外，这批逃港者出去之后，也有人很快便敏锐地嗅到了中国的机会所在，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打开的这道国门正是一道富裕之门，于是他们及时回转身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寻找到了真正的天堂。
2006年3月9日，这一天笔者到长安镇采访，天很晚了，镇党委秘书问：愿不愿意采访一位当年的“逃港者”？行啊，笔者问是谁。秘书说，就是你现在住的长安国际饭店的老板。“太好了！一定要采访！”笔者赶紧整齐地穿上衣服，并到约好的咖啡厅去见采访者。
“你是何作家吗？”咖啡厅里空****的，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与我打招呼。
“我是。”笔者应道。
“对不起，我刚从深圳回来，是不是太晚了，您可能要休息了吧？”小伙子非常有礼貌地给我让座后说。
“没关系。你们——你们老板来了没有？”笔者东张西望地等待采访对象。
小伙子笑了，说：“我就是呀！”
“你？你就是陈总？这家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笔者惊愕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中等身材的壮实小伙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能与如此豪华的国际五星级饭店的老板连在一起。
小陈老板憨厚地一笑，说：“其实我真的还像个农民。我们东莞的老板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与我一样，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脸上和身上还没有真正从泥土味里脱胎出来……”
“我绝没这个意思。”笔者赶忙解释。
但小陈老板摆摆手，然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写的住址是东莞市长安镇沙头村，这证明我是完完全全的农民嘛！不信你看。”
笔者接过一看，果真其是。
“这样的尴尬事时常发生。我是一个国际旅游饭店联盟的五星级饭店老板，管着几亿资产和上千人的队伍，但我出差到北京或上海住宿时，宾馆饭店的服务员一看我的身份证，眼球常常就立即变成了‘灯泡’。她们怀疑咱广东农民怎么住得起五星级酒店呢？我告诉她们：我就是一个农民，但我也是一家五星级国际饭店的老板。她们听了我的话，会愣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哈哈！”小陈老板的故事让我们的谈话有了一个爽直和愉快的开头。
“我是沙头村人，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七岁时我就学会了游泳，出去打鱼，给家人弄点菜吃。我童年记忆中的长安一带，穷得叮当响，大家就是种地挣工分，那时我见田就头疼。当时我们这里偷渡去香港的人太多了。不仅男人偷渡，女人也偷渡。我念五年级的那一年中，我大姐偷渡了5次，二姐偷渡了3次，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我爹杀了一只鸡，说谁吃了谁就到香港去，后来我二姐吃了那只鸡，那次她真的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我念书的同学中，有许多人都逃了出去。那时，偷渡出去就算是有了一条活路。我跑了两次，都被香港警察给遣返回来，最后一次算成功了，可没多少年，听这边的家里人说，国家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且也允许做生意了。我就跟我二姐商量，向她借点钱给我回来做生意，于是我就回来在107国道旁承包了一家小餐厅，又当老板又当厨师。后来我又到了一家外资企业当会计，那是1988年前的事。那时外企刚刚进人长安，他们还不太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倒觉得是机会了，于是便辞职出来，自己另起炉灶。滚打几年后，挣了一些钱，1997年我买下了5万平方米的一块地皮，当时也就只想建个100个房间的小宾馆。后来到香港招商，结果大出我所料，人家愿意跟我在长安镇一起建个五星级的国际级酒店。你现在看到的这家饭店就是这样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历时4年时间，总投资3个多亿人民币建设起来的。”说到这儿，小陈老板乐呵呵地笑开了，“何先生，你看看我的酒店与你们北京的五星级有没有差距？”
“保安，把大厅的灯开一下！”小陈老板的话音刚落，眼前突然灯光灿烂，环视着金碧辉煌的大厅，高雅华丽的四壁和崭新豪华的欧式沙发及桌椅，以及惶光闪亮的地面，笔者不由点头赞叹：完全不比北京饭店差什么！
小陈老板的脸上再一次闪出憨厚的笑容，说：“我的饭店是按照‘世界一流酒店’连锁成员的标准和要求管理的。我们饭店的总经理和一半的特色厨师都是从国外聘来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有近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员，饭店的一切制度和标准完全按国际水平进行管理。不知何先生人住此地有何不满意的地方？”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的饭店是在一个镇上，在中国最小的行政区级地面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笔者把自己的真实感觉告诉了主人。
“是啊，要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不敢想象的事。但现在它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自己的家乡和我自己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莞人特别念‘邓公’好的原因！”小陈老板说的“邓公”就是邓小平。
像小陈老板这样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在东莞还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