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弟弟在香港那边碰上了头。刚刚去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做临时工，都没有理想工作。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被师傅欺编过，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当时很多外国人流行戴假发，每人都有好几套假发，就像衣服一样。张光感觉到这里有商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他发现做假发产品，最难的就是把头发漂染上色，于是他就买上一个电饭锅和一些化学原料，自己去做试验，对比着做，渐渐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张光是个“语言天才”，他在外面跟洋人一学就能谈得来，做生意没有语言障碍太重要了。后来有家韩国老板诸他去韩国做技术师傅。在韩国，张光找了韩国媳妇，并且学会了朝鲜语。他的脑子很灵光，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产品，比如模特儿头套、接发等技术，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当时我哥哥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他跟外贸局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我们也能及早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当时张光除了在龙眼村办厂外，还在东坑镇和莞城办了厂，都是做跟头发有关的产品。当时东莞外贸局派了一个叫陈辉的人，是他和张光在深圳签的合同。当时投资才20万。我不会英语，就在大陆这边帮张光管工厂，他在香港那边主要负责接外国货单。
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遥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XX）至一万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我是1980年偷渡去香港的，当时也有过走和不走的扰像。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开始松动了，另一方面我去香港也没问题了。考虑了3天3夜，内心还是担忧多一点：我1962年没去成，一见18年过去了，人生还有几个18年？虽说大陆改革开放了，不走也可以了，但是共产党会不会再搞运动，我会不会再吃一次苦？最后我决定还是走。
那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张佛恩送我去海边的。他妈妈做过龙眼乡乡长，改革开放后，他开手扶施拉机，搞运输，我们俩一起跑。1978年底，张光回龙眼村，捐了一台汽车给村里，张佛恩当司机，我那次偷渡，就是他开的这台车送的我。我是从深圳娜绣中华位里上过去的，坐船半小时就到了香港。那一次，我家里7口人，一下子就走了6口，我最小的儿子6岁，长了脑瘤，当时我没带他走，我在那边安顿后才申请把他接过去的。那一年，我们龙眼村跑了五六十人去香港。
我去香港其实也只是拿个身份而已，还得要回来合作做事，所以第二年我就回来了。那时搞来料加工，我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料运过来加工。最早和村里合作，合作不太成功，我又跑到厚街搞了几年，后来村里又去请我回来。
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当了30年农民，也做过木工、泥匠、织过渔网。我插袂一天能插2亩地，1亩地给5毛钱，15岁就买了牛耕地，只是后来土改分地时，我成了我们村最差的，因为我成分不好。“文革”时被整惨了。现在别人跟我说，你现在可以报仇出气了。我说算了，以前斗我的那些人，他们看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有5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都做自己的公司。他们做生意时，我只给他们指一条路，不给钱，只有女儿在广州装修假发店时，我给了她9万元，现在他们都很出息……
张细出生那年，正好与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相隔整整100年。他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历尽沧桑的张细在谈话中并未过多流露出命运对他的不公，童年捉田鸡的经历似乎成了他童年唯一的快乐记忆，“就是捉田鸡你也得琢磨，一年四季捉田鸡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勤动脑筋。”
正因为勤动脑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目前，他分别担任着香港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限公司、宏达纸品厂、广州金创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君悦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主席。企业年销售收人超过3亿元，在香港每年纳税都在500万港币以上，他个人所得税每年也在300万以上。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来他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捐款100多万元。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人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这是一笔多么令人骄傲的财富啊！
采访中，张细提到的张佛恩，笔者也曾听说过。第一次到东莞采访，笔者住的便是市区的一家国际大酒店。人住当天，有人告诉笔者：这家国际大酒店的老板叫张佛恩，这家国际大酒店是他送给女儿的“嫁妆”。哇，你们东莞的老板这么有钱呀？当时笔者就曾这样惊呼过。
原来这个东莞有名的大亨张佛恩，便是张细先生当年一手提携过的人。“1981年我与张佛恩一起在村口办了一家‘沙河餐厅’，两年后，恰逢虎门镇大开发，我和张佛恩便联合建了‘龙泉宾馆’，这个宾馆当时在虎门是最高档的。我们三人合的股，我10万，张佛恩5万，还有一个香港人出了两万。可17万哪够盖楼房嘛！那个香港人一分钱不愿多出，于是我又出了30万，后来又贷了一些款。宾馆开张后，生意特火。张佛恩很会经营，宾馆一直交给他打理。6年后，我把我赚的2000万元的股份卖给了张佛恩，继续干自己的行当。张佛恩则一直干他的酒店业，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盖，成了东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张细谈起张佛恩时，言谈之间满是欣慰和自豪。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们不是没有吃的呀，我们东莞在解放后一直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大县，六七十年代的东莞和内地一些地方比较起来，是个富裕地带。可是，越是富裕地带，对国家的贡献就得越大啊！”那天在东莞文联办公室，提起当年的辛酸往事，邓慕尧的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最近为我的家乡搞一个村史。六七十年代时，我们村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每年生产粮食7万担。7万担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然而我们村4000人却粮食不够吃。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你生产的粮食得要上缴啊，缴公粮，缴余粮，还有三超粮、爱国粮。我们生产得越多，贡献越大，可我们自己却穷得掉眼泪。我小的时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家每户规定多少斤粮食，一个人也就十来二十斤的，肯定不够，当时我们还种那个杂粮，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时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们不是没有米呀，我们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缴给国家了。虎门这个鱼米之乡，有水有鱼，村上的人干活回来，不愁买菜做饭，随便到河里一捞就有鱼，闲时摸鱼捉虾还可到市场卖点钱。1958年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要搞共产主义，所有家里的锅都砸烂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记得那年我刚好考上镇里的中学，我去学校得走12公里，都是走路去，走到哪个村，就可以在哪个村吃饭，当时都是人民公社学员，哪里的饭堂都给饭吃，吃到你饱，但这种吃法吃了3个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后来就没的吃了，接下来很快就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艰难了！我记忆中，1959年最紧张，我们学生每顿也就2两米。当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没的吃呀，不但要读书，还得挑砖挑瓦建校舍，办小农场，农忙季节还要下乡抢种抢收，劳动强度也很大，你吃这么一点怎么够呢？学校发动我们上街捡香蕉皮，砍香蕉树，剁碎了后连同那个发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时可真饿呀……”
生存，居然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也变得异常艰难。
贫穷，这是两个多么可悲的字眼，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去考虑，任何人也都不会愿意在他的一生中去寻找这种特殊的“财富”。这远远要比它给虚幻的人生与抽象的社会带来的痛苦多得多。
穷则思变。饿急了的人们开始向香港的亲戚们伸出了求救之手。
1960年前后，接到信的香港人想方设法赶回来，给他们饥饿中的亲人带回吃的，一包又一包，还有一些他们不穿的衣服，而那些回不来的香港人也通过邮寄方式，寄回一罐罐猪油渣等副食品，缓解饥荒，补充营养。
所有的人见到这些东西后都傻眼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以为，香港是人间地狱，社会主义国家是人间天堂。此刻，他们迷茫了，究竟哪是地狱哪是天堂？
他们渴望走进一个能吃饱饭的天堂，渴望能真正吃到卖火柴小女孩火光里的丰盛美味，而不是只能在火光里见到。
再一打听，他们更傻眼了——在香港做苦力一个月能挣几千甚至上万块钱，这边一个劳动力日值才三四毛钱，除去口粮，一年下来也就一百多块。天哪！也就是说，人家干一天挣的钱比我们干一年的还多！
这次傻眼之后，他们不再迷茫。他们相信，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们要奔向真正的天堂！
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人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一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去。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拥入深圳。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可以说，像我这样年龄的虎门人几乎都逃过香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时候逃港是件心照不宜的事。白天，大家还安安静静地在地里干活劳动，到了晚上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去东南角’，于是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人了。生活在海边上的虎门人大多是渔民，自己有船，也熟悉路。”说到这儿，邓慕尧把话题转了回来，“实际上，逃港在今天看来，对东莞后来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1962年左右逃港的那批人，他们知艰识苦，拼搏赚钱，创立了一定的基业，一旦内地的门打开，他们情牵故土，一是他们自己回来投资，二是他们介绍关系进来。所以现在虎门、长安、厚街等地方发展得比较快，其中得益于当年逃港乡亲的先觉精神。”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每100个就有一个是虎门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