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第4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他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因此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的某种象征，其身价可想而知。
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向来胆小的翁文灏一听政府“首脑”这么来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
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哐当”一声，把它久久地锁在了铁皮柜里。
“真是一群书呆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个三峡工程也是白搭！”蒋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战刀继续挥向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