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太谢谢您的理解了！可这么大的事我们做不了主啊！”汪元良又急出了眼泪。
陈俊生笑笑，站起身来，深情地拍拍小伙子的肩膀：“你把秭归的材料和报告都准备好，找个机会到北京去找我。”
“唉！”汪元良又掉了眼泪。
秭归人好不兴奋！他们随即投入了新县城选址战斗，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选在一个叫剪刀峪的地方。此地离三峡大坝最近，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四大班子的决策会一散，汪元良县长带着资料和报告，直奔宜昌地委。这一关非常顺利，他又到了省城。
主管副省长一看报告就点头：“凡是好事，我都会全力支持。”
报告很快转到民政厅。管规划的专家对秭归新县城地址提出两点：一是那个剪刀峪是不是地名？得调查一下。二是如将县城定在这一地方，生活用水问题怎么解决，报告中没有注明。
汪元良县长急得直拍胸脯：“好好，我们马上回答好上面两个问题。”程序上的事急不得，汪元良为此花了9天时间。事后他说这9天里他急白了不少头发。
省民政厅的批文下达当天，汪元良直飞北京，住在国务院三峡建委招待所。怎么进中南海找陈俊生秘书长呢？
急中生智的汪元良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李伯宁！求他准行，老头是个三峡热心人，只要一提三峡的事他总是倾全力帮助。汪元良心头一喜，连夜找到李伯宁家。
秭归人民为三峡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个忙我一定帮到底。李伯宁见过汪元良，立即挥笔给陈俊生写一封信，然后又叫自己的秘书，用他的专车亲自送汪元良进了中南海。
那一天太阳特别明媚，汪元良深情回忆着——日理万机的国务委员陈俊生见他后，很为汪元良的办事作风所感动，明确表示会马上将秭归迁城报告批转给民政部从速办理。
20天后，来自北京同意秭归县城搬迁新址的“红头文件”到了汪元良手里。那一天晚上，汪元良和县委县政府的几位班子成员畅快地喝了几瓶烧酒……
“8年啦，别提它啦！”酒桌上，汪元良他们时哭时笑，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几大班子人员全部到了县城新址，面对举目可见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他们不禁兴奋地敞开心扉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峡江两岸久久回**……
6年后，与三峡大坝毗邻的秭归新城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三峡库区第一座依靠国家、本地和对口支援建设起来的全新的现代化新城，它的城区面积5。5平方公里，4。1万多被淹移民全部搬迁到新城，而且新城还留有6万人居住的空间。在采访三峡时，我有幸专门参观了这座搬迁了7次的屈原故里。如今的秭归已今非昔比，新城那几十米宽的马路，那成片如林的高楼，那绿阴镶嵌的巨型休闲广场和保持原生态植被的自然森林公园，一直延伸至三峡大坝下……它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地理优势，有着现代化城市应有尽有的发展空间，难怪连“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都跃跃欲试要在秭归投资未来的“三峡水上飞艇航母”……
与秭归相比，开县的被淹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它距长江70多公里，许多当地的百姓，一辈子连长江是啥样都不知道，可三峡工程却使他们成了移民。干部们告诉大伙说是以后三峡水库的大水要把这儿的房子和田地全淹设，所以才让大家搬迁的。这不是“飞来横祸”是什么？
开县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刘伯承的老家。这是一个“六山三丘一分坝”的特殊地区。在开县全境，即使登高远望，也见不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开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192年），是个有着1780多年历史的老县，现有人口140余万。此地虽山高路深，却是物产丰富、矿藏遍地的聚宝盆。县境内有个储量500亿立方米的特大型天然气田。开县的柑橘年产量达6万吨以上，在三峡库区名列第一，素有“金开县”之称。
在三峡库区，那些依长江而居、吃长江水而长的人，此次因兴建三峡水库搬迁，在情理中。可开县人感情上有些不好接受：他们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偏偏回灌而来的长江水，将淹掉他们开县高达85％以上的面积，受淹的人口12万人，接近三峡北库区的全部被淹人口。
当三峡“175方案”传出后，“金开县”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沉浸于欲哭无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建三峡水库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自产自足、年年丰裕的开县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现在要为长江作出牺牲，而且牺牲的几乎是“金开县”的全部——其实就是全部：被淹的85％的地方都是开县最好的坝地和山丘，剩余的15％的地方都是高地荒山，是不可种植之地，更不适合人畜居住。沿长江的被淹县市，一般都是“一条线”式的，呈现梯级状态。开县则不然，它的淹没区呈一个巨大的葫芦体，地势平坦，高低差几乎没有，一旦三峡水库蓄水，淹没将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淹没。开县领导算过一笔账：县城和10个镇（场）全迁，按开县自身的建筑施工能力，需要35年才能完成；如果引进一支3000人的建筑施工队伍，在资金保证前提下也需要19年。作为纯粹的回灌被淹区，开县的损失还有一个最让人有苦说不出的隐性问题：由于地处水库回水末端，三峡电站蓄水与放水形成涨落（汛期水位145米至150米，汛后的冬季水位175米）。每年30多米的“涨落”造成被淹区时裸时泡，必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处在已退至高山丘地的开县人如何面对？而这一切又不是在当初“长江委”进行的实物指数调查中所能体现出的。
开县吃足暗亏。他们在高喊“支持三峡建设”的同时，心头裂开着一个血口。也许正是因为开县远离长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淹没大县和移民大县，却很少能见到高层领导巡视。相反，那些淹没不算很大的地方因处在三峡名胜，却总有人光顾……
开县人默默地承受着，期待着。
终于有一天，他们盼来了中央领导，盼来了能够表达心里话的机会。
“正是不到开县看一看，就不知道三峡移民有多难啊！”全国政协副主席、“老水利”钱正英面对开县风景如画的秀山良田，感慨不已。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看了开县的坝子，听了县领导的汇报，又深入到被淹农民家里，然后站在大片大片瓜果飘香的坝子面前，久久不语。他深情地说：“来开县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县为三峡工程要牺牲那么大，二是没想到开县这么繁荣。”
三峡整个库区都难寻到像开县那么好的坝子，淹没了太可惜！郭树言立即指示一起到开县的三峡建委移民局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马上着手对开县淹没和移民情况重新作调查研究，以供国家最高层正确决策。”
一场尽全力保护“金开县”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三峡大战中悄然拉开序幕。
同年10月，当郭树言再次来到开县视察时，随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便带来了《小江大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报告》。这个《报告》是建议在长江支流的小江下游云阳县的高阳镇修建“小江水利枢纽”，从而将三峡库水拒在开县门外，用电排抽小江水至三峡库内达到“保开县”的目标。这个方案被开县人称为“大防护”。
“谁说我们开县没人管？‘大防护’就是中央对我们开县最大的关心和重视！”开县人感激万分。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清除他们心头的疑虑，他们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力求争取到更加完善的方案……
机会来了。1995年10月底至11月初，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小江防护工程规划”专家级评审会。历时4天的会议上，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代表专家评审组表示：“《报告》仍需继续研究。”
会后的第7天，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和副总理邹家华亲自来到小江坝址考察。
“开县的同志来了没有？”李鹏问。
开县县长、书记赶紧报告：“来了，总理！”
李鹏点点头，关切地问：“你们对‘大防护’方案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