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吗，丢失的哪是一根遗骸嘛！那是扯我心的魂灵呀！”那个移民如此哭诉着。
这就是我们常人并不知道的三峡移民——“世界级难题”中的一个小景。
外国人评说中国的三峡移民是项难以啃得动的“世界级难题”，那是从表层的意义上理解的，或者是从过去那些水库移民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三峡移民难在数量上，难在中国的国力薄弱上，难在还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安置措施上。固然这几个原因非常直接，但中国人自己理解和感受百万三峡移民的难，还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今天的移民中，有的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照顾，对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热忱呵护，对社会的百般关照，对世人格外关注三峡工程，看作自己当移民的特殊，内心深处充满了这样的优越感。
巫山有个移民，人称“国家干部”，那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动员移民外迁后，此人便干脆利索地跳出了“农门”。开始跑到县城呆着，后来跑到重庆呆着，再后来便跑到了北京。他的全部理由是“国家拨了移民款有四百多亿，那么百万移民每人该拿到4万元。可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拿到这个数呢！”他到哪儿都慷慨激昂地讲述他的“不幸”，他说他家五口人，干部“贪污”他家的移民款，只给十一二万元，至少让他“吃亏”八九万。不知详情的人听后颇为同情这个移民。
相信这话的不仅有国内同胞，外国个别记者便借助此人的话来攻击我们的三峡移民工作。
见有人同情，见外国人都在“摇旗呐喊”，此人更加得意。后来发展到连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的车他都敢挡，甚至上财政部“要钱”，到中纪委“声讨”。最后因为闹得实在过分，被有关部门送回了原籍。但他仍找政府和干部要钱。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总算“逮”到了这位“几年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上访专业户”，问他：“你学习过国家的《移民条例》吗？”
那人摇摇头。脸有些红了。
书记就告诉他：“国家说的三峡工程用于移民安置的预算确实是四百多亿元，但并不是说这些钱都是给移民本人的，因为还包括城镇迁建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设施复建等十几种费用。这一点你明白吗？理解吗？”
那人点头了。
书记说：“那好，我再问你：你学过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文件吗？”
那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书记的脸也跟着严肃起来，说：“国家允许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我们重庆市对农村特别是山区的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最多允许生两胎。你家生了几个？3个吧？是违反政策了吧？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知道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还想获得移民资格，还想伸手向国家要钱，你自己说有没有理？”
那个移民的头昂扬了几年，此刻终于垂了下来。
别以为走与不走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静心等候敲起欢送的锣鼓。烦心事还在后头呢！有些移民啥手续都办好了，可等移民干部上门编号一起出发时，他突然说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办好，不走了。
“啥，不走了？”移民干部急得直冒汗珠，连忙追问。
人家不紧不慢地回答：“是嘛，我新买的一辆摩托车前两天被县上的公安局扣了。”
“为啥扣你嘛？”
“没牌照嘛！”
“你……那你准备咋办？”
“啥法子也没有呀，本来这摩托车是我拿移民补偿款买的，想到那边靠它致富呢！”移民说这话时假装露出几分伤心之色，心里却在偷笑说：看你还让我走不走！
移民干部果真急得团团转。事已至此，只要有一个移民不走，责任全在干部身上呀！
“告诉我，哪个派出所扣的？”半晌，干部瓮声瓮气地问。
“城南派出所。”
干部转头走了。那移民吹起口哨，回家呼呼大睡。因为他明白：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肯定是不要他出了，新摩托车也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他手里。
果不其然，当晚他的这一愿望全部实现。
这样“无理争三分便宜”的事，几乎天天会出现一大堆。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有些移民常常把“我是江总书记派来的三峡移民，是朱总理请来的客人”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且边说边用，用到极致。
我在外迁安置地的广东等地同那些三峡移民聊天，问他们心里真的知道不知道平常表现出的那么多“特殊”在不在理呀！
有位移民笑笑说：“咋不知道嘛！可外人并不明白我们为啥有时显得蛮不讲理？”这位移民说到这儿指指胸口，说：“这儿，这儿有问题！我们还没有习惯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只要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心里就不平稳，一不平稳，行动上就会冒出点歪理邪念来嘛！”
我想这位移民讲得在理，讲得真实。移民们确实不易，全社会应当给予他们同情与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