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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着又问了有关寺庙的情况，完后便在老和尚的领路下，参观了整个寺庙。
这座白云山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庭、阁。毛泽东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类尤感兴趣，一块一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并不时感叹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要把它毁坏了。”转头，他对县长说：“县长同志，请县里再拨一些经费，这寺庙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给它重新修一下了。”县长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上。
要告别了，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了寺庙，临别时说：“明天是九月九，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欢迎施主光临。”
“噢？明天就是庙会呀！”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好，明天我们就来看大戏。”
下山时，我见毛泽东的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看得出，他的心头又去了一桩心事——这大概就是他平时难有闲暇顾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白云寺庙这一趟，使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很高兴，为毛泽东高兴，也为明天能同毛泽东再来看大戏而高兴。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喧嚷着上山赶庙会去了。
毛泽东的兴致并不亚于老乡们，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不过，我倒是一时犹豫了：“主席，我们别去了吧？”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突然。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哟，有什么怕的么。”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要知道，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赶庙会的人都是去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还敢生是非呀？”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坚持了。
一路上，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是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民情和风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好处大着呢！”
他总是有一套目的的。在我跟他在一起的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渐渐了解到毛泽东为了同群众接触，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只要有可能，他是什么事、什么形式都愿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庙会正日，山上的人多极了。庙里庙外，香烟缭绕，木鱼声、念经声，加上庙场上的戏台锣鼓声，可谓好不热闹。
毛泽东没有进殿，只身来到了戏场。那天开场戏是山西梆子。看戏的人很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也来了，于是毛泽东就挤在群众后面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时对京剧感兴趣，现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对付。
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发现了毛泽东，于是，戏场里就**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老乡们兴奋得连戏都不看了，转身都向毛泽东拥来。还有人给他搬来凳子请他坐。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看，我一个人坐着，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这当儿，台上的戏也演不成了，演员们也挤出后幕来看毛泽东。台上台下，热烈流淌着群众对自己领袖的一种崇敬的心潮。
毛泽东有点待不住了，悄声招呼群众：“老乡亲，看戏吧，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可不是来看我的。”然后又招呼台上的演员：“你们赶快演吧，我和老乡们是来看你们演戏的呀！”这才又重新演戏了。
那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后来周恩来派人送信来，说中央机关要搬地方，我想毛泽东还会带着我多走几个村寨呢！
毛泽东是那么渴望能到他的群众中去。什么叫鱼水关系，我觉得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最好的体现。他渴望到群众中去，像鱼儿渴望到水中去一样，离开了群众，他就会心慌、烦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众中去，下了基层，他就是那样的兴奋、快活、谈笑风生。
那时，中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可如今，全国都解放了，整个天下都是他和人民的了，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他竟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能不使毛泽东焦躁、发怒？可面对高高的红墙，他又能怎样呢？
可他却不能轻易地迈出这座红墙，别说是高高的红墙，就是要从我这个卫士长身边走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时常为毛泽东难过，而更多的是同情他。
于是，我也总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我的权力，给予毛泽东一点“自由”。但这机会毕竟太少，而且我实在不敢斗胆做出这种也许会酿成比天还要大的严重后果。然而，我依然想，这种机会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太了解毛泽东了，一旦他离开了人民群众，时间稍稍一久见不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他就会发闷发慌，坐立不安。他是人民的领袖啊！
可是，现实却是无情的。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败之心，明知“反攻大陆”无望，便在美帝国主义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计划陷害毛泽东。像派飞机轰炸上海，袭击南宁的事，都是毛泽东正在那里考察之时，显然敌人是知道毛泽东的大概行踪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措施越加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因为中央认为，飞机一旦失事更无半点余地可言，所以作出了如此的决定。
后来毛泽东便有了专列，他的专列有单独的停车场，车上的工作人员是经严格政审和考察过的，而且一般不允许经常换人，以相对保持稳定，这也是从安全保密方面考虑的。
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运火车似的。大列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和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某个友好国家来个经济、文化大型团体或国内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到某地参观什么的，就都要乘坐一般专列。
单包又是一种。它一般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面。当时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一级领导都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各省、市政府副职干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据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几个主要的领导外，一般领导人的享受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过，现在坐飞机的多了，大概用专列的相对少了。
毛泽东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边巡视，就是坐专列。毛泽东的专列自他逝世后一直没有动过，一直放在京郊的一处车库里。据说，最近因为要拍电影《大决战》的一个镜头，才把毛泽东的专列特意开了一次。
毛泽东的专列除了一节软包车厢是德国进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国产车厢。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软包车厢。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厅内有沙发、桌椅。毛泽东在沿途与省、市领导谈话一般都在这个客厅里，有时在专列上开会也在客厅内。客厅旁边就是主房间。这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浴池和厕所。主房间里有一个小房间，这是我这个卫士长住的地方，因为毛泽东一旦有事，我好随时处理。旁边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住。还有个公共厕所，是我们一帮随行人员共用的，毛泽东也在此用。1956年以后，软包车厢改成了国产的，里面要比原来的大。专列的客厅和主房间是一般不允许进的，只有我们卫士和毛泽东身边带的秘书、医生才可随便出入。
毛泽东睡的包厢里，本来是张弹簧软垫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说：“我只要睡硬板床。”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他的枕头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宁到卫士瓦西里家睡觉一样，用几本书往头下一垫就睡了。天热时，毛泽东随便手抓张报纸往头下面一塞便闭眼了。
不过，生活中的毛泽东是随便的，但不乏严谨。虽然他睡觉时有赤身的习惯，但在人面前，从来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时，他连偶尔挽的衣袖也会下意识地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