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种叹气声和连续的出错牌的状态，对一个正在兴头上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江青一贯惟她独尊，我这个样，在她看来是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第三局，刚出几张牌，我连续失误，以致败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着一双大眼睛，“噌”地立起来，大声责问我：“李银桥，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说说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卫士与护士一下子都惊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妈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心里头窝着火，便没有好气地回敬江青道：“我要干什么呀？主席下午要开会，我要陪他！现在你却要我陪你打牌，你说我要干什么？”
“放肆！”江青“嘭”地一下拍起桌子来。然后指着我问：“你想想你是跟谁在说话。”
瞅她那样，我有意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还跟谁，不就跟你江青同志说话吗？你耍什么态度？”
“咳咳，你这李银桥，是我耍态度还是你耍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呀！说！”江青声嘶力竭地抬出高帽子给我戴。
我可不怕她这一套，毫不含糊地回答她：“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组织上没有交代我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就差没搬起凳子朝我砸，“李银桥，李银桥，你狂到这个份儿上了，啊？你不就是个卫士长吗？你，你你给我滚出去！滚！”
这我哪受得了！堂堂毛泽东的卫士长，给她手指着让我滚就滚了？再说，你江青当着这么多卫士的面让我滚，我以后还有什么权威指挥我的卫士了！我的脸一下子像喝醉了酒，太阳穴“突突突”地直震脑门子。那时我已虚岁三十了，跟随毛主席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那样冲动，我也仿佛第一次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了，我也是人，也是大人了！于是，那男子汉的吵架架势一下“哗”地拉开了，好像除了记得自己是毛泽东的卫士长外，其余全忘记了似的，指着江青以同样的嗓门回敬她。
“你不狂？你江青不就是个秘书吗？我喊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喊你江青万岁呢！”
“啊——好你个李银桥！”江青气哭了，冲着我就奔了过来，亏得护士把她拉住了。
“你再说一遍！我看你李银桥再敢说一遍！”
以前我跟江青也吵过架，那时情况不同。我是小卫士，再说那次我理短。是因为我说了她躲风，可今天就不同了，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像吃了豹子胆似的，眼看这一架闹大了，心里也不免有点慌，可嘴上还是死硬死硬：“我就说你！看你怎么着！”
大概除毛泽东以外，江青还没有碰到第二个人敢当着众人面这样对待她。她哪受得了这个，于是又哭又闹，非要跟我拼个死活。我也哭了，也不停地与她对骂。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意思，太好笑了，完全像小孩子打架一般。屋子里全乱套了，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拉着我，一起一伏，一前一后，双方如同拉锯一般。
当时，我在嘴上和行动上没让江青占过上风，但心里毕竟发毛。估计毛泽东也要起床了，我便一边哭，一边闹地转头便朝毛泽东的房间跑去。
“怎么回事？”大概毛泽东已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正朝外探着头张望。
我一见毛泽东，就像外头受了多少委屈的儿子见到亲娘老子，“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江青骂我，她……她说我就是为她服务的……”
我还没有说清两句，江青也披头散发地哭着闯了进来。于是我们两个又吵成一团。
“什么屁事！”毛泽东一听我们净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到如此地步，便站在中间，大着嗓门喊了一声：“不许吵了，都给我闭嘴，看你们成什么样！蠢么！蠢么！”说着，他一副劝架样，一手将江青往外推，一手将我往屋里推。
“你年纪比他大，不能少说一句？”毛泽东对要出门的江青嗔怒地说了一句。嗨，不知怎的，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似的，冲着江青背后又重重地说了一句。这下坏事了，江青说啥也不肯出去，非得跟我没完。
“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嘀咕个啥？”毛泽东瞪了我一眼。
我不吭声了，可江青哪肯罢休。她一闹，我又忍不住了。
“住嘴！”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只见他站在我和江青中间，双手叉腰，右脚往地上狠狠地一跺，那声音像打雷一般：“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江青和我眼瞪着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看看你们的能耐！一个毛泽东的老婆，秘书，一个毛泽东的卫士长，就为了打扑克吵成这个样？”毛泽东的眼睛冲着地，火气十足：“我整天忙得顾头不顾尾，你们倒好，闲得发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开，说出去叫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哪？啊！”
“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书去！”毛泽东把那只大手在胸前那么一画，“都给我下去！”
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我们整风。批评是批评了，但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家里”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吵过也就完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时间干得长的卫士们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把我们当作他家庭的成员对待，我们也觉得有他这么个“大家长”，如同生活在自己亲生父亲身边，爱与憎，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隔阂。虽然若干年后，江青得势时借这些私怨对我报复，但当时我始终没因为跟她在毛泽东面前大吵大闹后有什么后顾之忧。毛泽东也没有，第二天他就“银桥”、“银桥”地叫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在毛泽东一家生活的真实感受。”李银桥说。
我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几乎毫无物质上的任何追求，他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袜。但对我们卫士以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亲属、故友却从来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资开支中，后来专门让我单设了一项“救济同志”栏。我本人就几次接受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差不多卫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过毛泽东的这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