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王院长，我们成功啦！”“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王淦昌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中国万岁！”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K。g！”“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K。g——中国的奥本海默！”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g的“传奇”、“轶事”，K。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