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女人无叛徒04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同志，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十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俩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竟然没有直接与彭咏梧相识过，可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
彭咏梧从魏兴学那里了解到的江竹筠，“虽年轻，却稳重、干练，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
“噢，新市区竟然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有机会我倒很想见一下。”彭咏梧对魏兴学曾这样说过。
现在竟然是组织上安排他们成为一对“假夫妻”了！第一次见面竟如此尴尬。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作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仍然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
她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像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怵。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心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地，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正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情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分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在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地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在一个劲地窜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俩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就被特务跟踪了。她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要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四哥”的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爱情。“我爱你——四哥！”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梦乡中，江竹筠默默地对着重庆的方向，心中这样呼喊着。她的心头，时常涌动起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
“夫妻”分离，也让这边的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竹，组织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结婚了！”有一天，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江竹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不会敢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四哥”这话，让江竹筠感激组织，心头却更多了一份内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俩人万分激动，百般恩爱。“密月”之后，江竹筠回到成都继续学习，同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学运中去。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并通过好友立刻告诉了远在重庆的丈夫——彭“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生孩子了，可偏偏又是难产。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啥，你不是说胡话吧？”医生一听，就惊呆了。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碰到的事：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学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几个孩子？可地下斗争那么残酷，她和老彭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她只能忍痛割爱!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老彭虽难过，却能理解对江竹筠的这一份决定。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想了想，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烟的学生运动时刻都在吸引着她。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协助彭咏梧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既为工作，也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她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职业做掩护身份。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面，作为中信局职员公开身份的彭咏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曾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听歌。这一来，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令他们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彭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