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王朴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何燕凌先生回忆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里，新闻系新同学中一个既热情又冷静、既活跃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复旦“据点”核心组的注意。他刚入学就把不少同学吸引到他的周围，带领他们一起看《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不久，这位新同学又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就是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这位同学取得联系。他就是王朴（王兰骏）。我党的复旦“据点”在1944年秋季入学的新闻系同学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王朴。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王朴即受委托在新同学中做串连工作，先是组织了读书会，为成立新的壁报社团打下基础。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问题。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故乡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花”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应该说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多次号召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搞革命。1944年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报告中，针对国民党搞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同年12月，中共南方局确定青年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此后，南方局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了更明确的指示，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268页），这此，中共南方局据此再次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工作做了更详细的布置。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与动员下，毅然回到江北老家的农村，主持创办莲华中学。
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抗战胜利了，人民渴切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方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撕掉协议，对革命势力大打出手，在昆明发生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接着是袭击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迫封闭重庆的《新华日报》。更猖狂的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和各解放区，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在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民变四想，尤其是在国民党最后巢穴的四川、重庆，此时正处在极其恐怖和黑暗的黎明岁月时。
王朴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下，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所有过程，都是王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是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的党组织，派了黄颂文、李青林、王朴、张宏雅、陶昌宜、杨明远、徐干、谢诚、喻晓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江北创办莲华小学。第二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间，由四川省委派杨仲武、王敏、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同志来了莲华中学，并在此成立了党的特支。王朴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间，中共川东临工委正式宣布了中共北区工委的成立，特派齐亮同志来担任特支书记，根据革命需要，齐亮同志提出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关注的莲花中学改名为志达中学，并明确该校完全由党承办。第四阶段是1949年，中共川东地下党又派张仲明来莲华中学（志达中学）领导江北党的工作。不难看出，莲华中学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它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里；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斗和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临到解放时党员发展七面余人。应该说，莲华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外来同志和本地进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其中有后来都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花”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刚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时，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从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恰恰也是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最初来的一批教师，像教务主任杨明远和教师潘学愚、徐干都具有大学文化，他们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杨明远老师编写的教学提纲和教材深入浅出；语文、算术课则强**会学生写条子、写信、记账、打算盘；政治常识课，就讲《新华日报的》的新闻、社论；文艺欣赏课则以《活路》杂志上的诗歌为主要课文，指导学生阅读通俗文艺作品。“社会是一座大课堂”，学校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运用地主剥削农民、农民惨痛生活的现实材料教育学生，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根据所在学生年龄较大、求知欲强的特点，学校注意教育质量，帮助学生们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加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马列主义常识及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师生们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责任。在莲华有一位重庆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叫杨宜德，他多年担任教务主任，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治学谨严，教学有方，尤其注意品德教育，他的努力，开创了“莲华”的崭新教学局面。王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齐亮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们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素养，所担任的政治课、英语课教学，始终能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们欢迎。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花”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而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时，第一次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捐的是冒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花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厉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等其它严峻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被敌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卖而入狱。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英勇气慨，没有丝毫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楚群同志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的……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被捕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的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花”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王朴的组织同志，作为了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始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楚群同志回忆说，王朴在被捕初期，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现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象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兰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郊区的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前，他留给母亲和妻子、儿子的仅是三条革命遗言：
——小群！我还年轻，莫为我牺牲泪以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恸为力量”也就是给我们报大仇了。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呢，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
……
步步寻真理
岁岁思党亲
廿八战刑场
花甲喜相眼
情漫邹容路
泪盈党史新
松柏仰虹日
蓬勃万代春
这是王朴的妻子楚群同志在爱人37个忌日时在王朴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诗。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楚群同志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世代人瞻仰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