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马路地摊垒出的“中国服装第一城”
正在写此文时，友人将一本《苏州农村改革30年》送到我手上。上面有一段话：
苏州农村中传统的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因此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吴江丝绸业；吴县的刺绣、工艺和建筑业；常熟、太仓、张家港一带的土纺土织布。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的乡村工业已具相当规模，是当地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织布手工业场有31家，织布机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约4000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性政策影响，从城镇工业企业中下放了一批职工到农村，后来在70年代又有近2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期间有近万上海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到更边远的地方而通过各种关系落户到了苏州一带，这些城镇人员到了农村，一方面他们有知识，又有一定工业技术，同时苏州在当时为了帮助这些人能够在农村“扎根”，于是主张和鼓励社队创办一些以“多种经营”为名义的小企业。1972年，苏州地委公开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要求，社队企业因此在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原则下得到了积极发展的第一个**，这就是苏州地区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时其乡镇企业已初具规模，而且当时的苏州地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都把发展社队企业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1978年底，全苏州社队企业已经形成第一个发展**，全地区6县（市）社队两级集体工业企业已经有7508家，拥有固定资产3。35亿元，职工达40余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7%。1979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草案）》的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总结苏州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向全国各地发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因为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中央专门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办企业的重要决策。苏州作为乡镇社队企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给中央作出上述决策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它的发展毫无疑问更是走在别的地区前头。到1980年邓小平到苏州视察时所看到相当一部分农民们已经盖起了小洋房，这证明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已经呈现“半壁江山”之势，而且广大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获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苏州全地区的乡镇社队企业实现产值35。3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50。7%，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由于近一半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上班，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成片的老宅基地上出现了两上两下或三上三下的农家楼房……
无疑，在这之前和这一阶段中，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是全苏州走在最前列的县，其总量和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兄弟县市，与同样有传统优势的吴江、吴县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昆山、张家港更无法与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乡镇企业产值总量据说已有20亿元，这个数据如果能够在早几年被周恩来总理看到的话，老人家或许又会感慨地说：“要是有十个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感慨过“要是全国有20个常熟就好了”这样的话。那时常熟的工农业生产总量很小，到1980年时已经翻了几番。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到苏州时提出“小康”概念时的常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也还是刚刚起步阶段。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可以用势不可挡四个字来形容。
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后，需要一个销售和周转平台。
平台是什么？平台在何处？当时常熟人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这样的平台。
南门。汽车站。这是常熟当时通向苏州、无锡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除了轮船码头外，这里是过往常熟最热闹的地方。轮船码头和汽车站相隔不足一里路，但汽车站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船车码头的作用，多数过往常熟和从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这个车站。那个时候，无论买什么车票必须排队，原因是班车少，于是车站候车室总挤满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会有人想买个水喝、填个肚子什么的，这就会有那些脑筋灵光的人推着小车或自行车，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篮装些茶水、茶叶蛋之类的东西在一旁吆喝着做个小买卖。但那些工商部门管得紧，称这类推车做小买卖的人是“投机倒把”，而且政府机关还有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专司“打击”事务，有关人员系着红袖章，时常出没在车站四周，一旦发现“投机倒把分子”，不是没收货郎担，就是抓进去罚款。“走！赶快走！”“再不走抓你进去吃官司！”
车站上，这样的情景经常见到。
后来似乎专司打击“投机倒把”的人员不见了，于是车站的出口处的马路两边开始出现摆地摊的人群儿……
“要买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块钱本地毛衣喽！”
这样的叫卖声延续了半年、一年……车站两侧的马路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几个，后来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有人向上面反映“车站秩序很乱”，于是就有人出来“整治”。可没几天，摆地摊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几十个，而是上百个，长溜溜的俨然像一条卖货郎的街。
“赶得走他们吗？”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们又长得更疯了。根本赶不走。”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收点管理费吧，都是乡里乡亲的。”
“也行，车站秩序不能因为这个乱啊！”
“没问题。秩序我们负责。”
南门的周边，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城乡交叉地段，常熟县城管不了，属于琴南乡管理。琴南乡的人出面每天向摆地摊的人收一份“管理费”，这就使得所有摆摊的人成为了“合法”经营。
“车站那儿可以摆摊了！听说一天能卖十几件衣服，好的时候有上百元进账！”
“这么好的生意啊！”
南门车站摆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名声扬开了。后来连苏州和无锡那里的消息灵通人士都驮着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车站奔来……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比进出车站的乘客还要多出几倍。开始是车站十字路口全被占满了，再后来沿着车站一直向县城内延伸达数百米，好不热闹！
“再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们车站快成商场了！得把他们统统赶走，否则要么我们车站关门，要么他们小贩收摊！”车站为此提出强烈抗议。
问题摆到了“收费而肥”的琴南乡领导面前。
“车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们划一块地盘让小贩进场做买卖？！”有人出主意道。
“这样行吗？”
“给市里打个报告试试。”于是有了琴南乡向常熟市政府建议在车站划出一块地盘建一个招商场的报告。
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