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
修甫、康农、伯明、骧尘、友松、锡侯、嘉裴、家瑞……诸友：……唉！我一些亲爱的老朋友们呀！在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只要在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固然属于物质上的，我们虽挤在这灿烂而又混沌的空间内，也有些慰藉可言，但我们所经度的搏战生涯，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还未达到相当程度，我们的精神那能就说畅快，而且含含糊糊地过日子，又不是我们所当做，所忍做的。
我在这半年来差堪**的事情便是能够来实验地做劳力的工作，从直觉的感触中，也得些片断的安慰。但知识的恐慌，既迫促了我反动的着急，一般的现状，又刺激了我刚愎的嫉视。
我“穷极则变”，几月以来为回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筹搏乱的方法。事实上别无他法，我只有忙！忙个不了。以前的复杂的幻想，都用锁钥闭起，直到了现在，最近来因为八小时的权利失去，生活上始稍稍有些变迁（近来欧洲工业市场，大形变动，法国尤甚，工人失业者多至百万。我于一星期前也暂时停止没工作）。这也是我所以能够比较的详细一点来和你们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在暂时八小时的努力虽然停止，然而精神生活仍继续不断的无所变易，你们乐闻此说么？
大致你们也很想从我得知一些在法做工的消息：在我的责任上，早就应该详告你们一番。不过我个人之见，绝不能得事实上的真理，在11月间我与你们的信中，曾预先和你们商量出《勤工俭学研究号》于《少年》的事。我并且曾与你们的稿子在1921年1月底可寄到，不料这件事我现在很歉意的于时期上对你们失了信！这也是我匆忙中一种热烈的错！现在，这工作我们正在做，不过时期没有那样快了，但也只缓期一月。因为这件事决不仅做文章发表直觉的意见，我们还需有切实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日，于不远的几个地方做工而很相了解的朋友们，我们聚会了几次，都做严重的辩论，切实的谈话。前个星期日才商决，我们姑无论效果如何，只当做自己于良心上不可隐忍的事，前途上应该不糊涂的事，无论是直觉的，反动的，我们总要披肝沥胆，尽情一吐！现在又因为时间上不可太缓，约定1921年1月以前汇齐大宗的稿子，寄到国内来。寄的事是我担任的，我敢于担任的把握是在你们。现在《少年》是不是仍出我不知道（你们也真做得出，总不寄一份来）。《少年》若还在，就借出一个勤工俭学研究号大概是可能的事。否则，这工作是很希望可以做起的，如若《少年》不能借光，只好另出小册子。但也是要恳托你们的。在1月底或2月初可以由法国付邮，2月底或3月初可以寄到，请你们就照这日子预算罢。
……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积极便会发现弱点。我常听朋友说，国内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实际，是现在的最大恐慌，这话实在中肯。比如《少年》于我没出国以前，曾主张停刊的，现在我们大家既感受到学业与责任的观感，又承一些很难得的师友们的催促与赞助，仍在范围以内做点工作，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不过，凡做起的一件事，在我们现在至少不可不保持的，就是不能懈怠。……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一个时髦青年的制造所，尤以北大和高师为甚，我恐怕结果之坏，将有甚于五花八门之上海，这都是受“五四”思潮太蹈空之毒！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你们的实诚的赵世炎
（原载于《少年》第十五期，1921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