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多么有魅力！
其实，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大有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我们中国的高校里几乎没有多少是由大学本身去开发的。据上海一高校的学-生社会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每位大学生除了伙食之外，平均每年约有800元至1000元的个人市场消费价值，而这部分的消费被学生或学校通过自己的服务消化掉的不足200元，其余的则大量流失在社会市场上。如果通过科学的、能动的系统工程，学生们能在校内就把这部分的市场“截”在自己手里，那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要是它被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都利用起来，可想贫困生的经济出路必然大为改观。
程云飞同学是这方面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而我在另一个大学里则听说了一件“六个女大学生缝一条被子无从下手”的事，这更说明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服务自己的那个市场还大着呢！
下面是另一个贫困生的另一种“校内上岗”，看后，兴许能获得另一种启示——
“经理”很潇洒
6月6日，北京。《中国作家》杂志社。
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大街上到处可见结婚办喜事的车队，那些只顾自己招摇过市的新人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市内交通。刚从西安采访回京，见有几个大学生的来信，这是我近期特有的收获。来信者大多数是我采访过的同学，他们一封封信中或是热情洋溢或是一吐而快地诉说自己在与经济贫困做抗争的经历，总是令我感动。今天的一叠信中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农业大学的叫何联初同学的信，因为这个同学是我所采访的200多位大学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小伙子特聪灵，我到农大采访的第一眼感觉他不应该是贫困生，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致富了的特困生”。很有趣，贫困大学生中竟然还有“致富者”！
那天到农大（东区）采访何联初同学的情景我还记得，在他之前有几位贫困生不是半天不肯说几句实情，就是最后总说得泣不成声。轮到何联初同学时，我发现小伙子一张口，就充满**，举足抬手，很使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时的那一类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说他的家在湖南株洲，父母都是农民，他第一年上大学交完学杂费后口袋里就没有几个子了。怎么办？得生活、得学习下去呀！机灵的何联初打上小学到现在的十几年里，还是头一回被钱所困扰。过去乡下上小学、中学，再怎么着也能对付。可现在是上大学，且是在首都北京上大学，出门、张嘴啥不用钱？小伙子说头几个月因为没钱，他甚至上学校食堂偷偷捡过别人扔下的半截馒头，为这他还差点被食堂的师傅当小偷给揍一顿。“苦啊，有钱的人是不知那些被逼当小偷人的苦处。说句心里话，在最苦的时候，吃不上一顿饱饭时，我真的有心去上街当回扒手。那种你既要像模像样做个人可口袋里没一个子的时候，你心头的那种努力想改变自己困境的期望，你说有多强烈就有多强烈！”何联初说，他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想点办法出来，否则就可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某种扭曲和变态。他说他后来得到了一个启示，那是第一学期临近元旦时，新上大学的同学们对自己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新年特别的重视，许多同学争相购买新年贺卡。有一次，何联初从一位在北京某出版部门工作的亲戚那儿带回了几张式样独特的贺卡，班上的同学从他手里一抢而光，而且有的同学甚至愿意出双倍钱购得一张自己喜欢的贺年卡。这事给脑子灵敏的何联初仿佛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对呀，假如我从出版商那儿按批发价购得贺年卡，然后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给那些想要的同学，自己不就可以落个差价赚头嘛！试试看。当何联初第一次用自己的“饭本钱”从出版商那儿批回30张贺年卡后，回到学校不出一天便全部卖完，他回到宿舍背着人偷偷一数，嘿，不多不少，20块净利！这可是小半个月的饭钱呀！何联初像是得了一座金山那样欣喜若狂。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何联初就不仅仅做贺年卡“生意”了。他发现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是同学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消费品用量极为巨大。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地方，许多学习和生活消费用品走进校门时，实际上已使同学们多花出了几成的价钱。这对手中有钱的同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但对那些本来就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本书，一本复习资料，如果从不同的渠道买到，可能就是饱一顿肚子和饿一顿肚子的问题。特困生出身的何联初太有体会那饱一顿与饿一顿之间的不同滋味了。他决意从这一天起，为了学校的诸多贫困同学，也为了自己，他要做一名“校园业余生意人”。
“生意”是从同学们日常所需的最流行的书、考试时最需要的复习资料和最廉价的衣食用品开始的。“从那起，我就十分注意同学们平时想要和最追求的物品，特别是学习上的用品，而且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如每年新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同学们总要更换一些包啊鞋的，我就跑到一些生产包啊鞋的厂子里去低价批来，然后又以比市场价低出几成的价卖给同学们；每次复习考试时，同学总有大量资料什么的要找地方复印，可不知底细的同学们总要多花好几块钱才能复印好，而把同学们的这些需要接过来后保质保量地低价给同学们办成了，大家从我手中获得的是物美价廉的同样东西，自然十分的高兴。像复印资料这一类活，每个学期有好几个**，如大考小考，还有考研，同学们不知要复印多少资料，这些活我把它接过来后，可节省了同学们不少钱！至于我嘛，当然也要赚点小钱，合理的劳动所得嘛。不过真正得益最多的是同学们。你问我利用什么时间和啥形式做‘生意’的？一般是用下课的那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既是我的休息时间，又是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时候。至于我怎么做的……嘿嘿，要我表演一下吗？”何联初同学见我笑着向他点头，于是便从椅子上站起身，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说，“我先示范个卖书的吧。”
“行，就做个卖书的。”我和另外几位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让到了一边，饶有兴致地看何联初表演。
“丁零零……这是下课铃响了。”何联初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抢先几步来到某个班级的教室。这时的教室内一片喧嚷，于是我站到门口，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同学们一看到我的动作，就知道有事，便静下了。这时我便抓住时机，开始‘广告’宣传。如果是卖书，那我就先说一声：同学们，你们不是正在寻找一本某某的书吗？是的，这本书目前正是我们学习和考试最需要的参考资料。可是从哪儿能得到呢？也许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而有些同学想要却一直不知从何而得。那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你们谁想要就请马上登记，我会在现在或者下课时送到你们手中，价格嘛绝对优于市场。我这段话一落，同学们就会蜂拥而上地前来向我咨询或登记。当十来分钟的课间快要结束时，我的一笔‘生意’就基本完成，留下的事是我在中午或晚上时间把书或物品给同学们送到宿舍……”
我被何联初的出色表演所折服。在场的同学说何联初是农大出名的“生意人”。
“那你们满意他的服务吗？”我问。
“满意。因为他一能上门服务，二总比外面卖的要便宜不少。”同学们对何联初给予充分肯定。
“那你们为什么不像他也做几把‘生意’？”我又问。
几位同学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们哪有他的本事嘛。”
看来这校园里的生意就只有他聪明机灵的何联初做了。“不不，校园内的市场大着呢！我一个人哪来得及做嘛。再说我又不是为了发财，当初干这玩艺儿也是被逼出来的。只是越做越有经验了，现在真是有点放不下手了。”何联初又恢复了他作为学生的姿态，可当我了解了这位同学的能耐时，我怎么看就怎么觉得他应该是位出色的经营家，而不是现在的自动化专业大学生。
“可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营销方面很有些发展前途，比如我在为同学们做点事中感受到校园的市场大得很，加强这方面的市场开发极有前途，所以心头老不能平静，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致富的贫困生’，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认认真真地做些事，确实能使一批像我这样的贫困生通过符合学校实情的经营理财而达到最终‘脱贫’。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还得到了应有的锻炼。我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由于‘生意’做多做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发展了一批贫困同学跟我一起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和促进，既得到锻炼又获得收益，其乐无穷。”
“你这样是不是要影响学习？”我由衷敬佩这位小伙子，但心头不免有个疑问。
“不影响。因为我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何联初说，“我只是比别人少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或不去咖啡厅坐几个小时而已。我还没有告诉你何先生，我一直是班里成绩第一名。尽管我手头有很多‘生意’在做，但我从没有因此下降过学习成绩。现在我还有每星期的三份家教和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给的每月在学校收水电费的打工活哩。”
“收水电费和家教这一类勤工俭学，是不是比起你的其他‘生意’来报酬要少得多？”
“账不能这么算。”何联初对我的这一问题回答得非常肯定，“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而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岗位是目前最不具风险的，虽然我认为它确实有待改进，但对大多数贫困生来说，这样的无风险岗位也是十分必需的。至于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所以我对自己所选择的勤工俭学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对待。比如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经验，加上我注重效果，于是像我外出做家教就与别人不一样。同学们一般都采取每小时15还是20元计算，我不这样。我对受家教的学生家长说，我要按我教的质量来计报酬。如你的小孩是为了保证想参加高考更有把握些，那我就保证使他复习得当，方法更有效；如你的小孩哪门功课差而需要赶上去，那我就保证让他达到预想的效果。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小孩和家长嘛，你认为我教得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你就给我应得的那份报酬；你如果觉得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减少或者一分不给也行。”
“这样做你会不会亏呢？”
“没亏过。因为差不多经我家教的学生最后都达到了满意效果。既然他们达到了满意效果，故而我在收费时通常按质论价。有时一次家教三四个小时，我就要收三四百元。你一定觉得很高吧？可人家愿意给呀！而我自己也认为既然我出卖的是高效益劳动，那就不能按廉价劳力论价。现在社会上许多用工单位对我们贫困大学生外出打工极歧视，完全像是向你施恩似的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无任何公平可言。我那样做，从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想为我们广大贫困大学生争口气，向那些不公的待遇宣战。”
何联初的一番慷慨激昂，使我对打工的贫困生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中间并非尽是些忍辱受屈的弱者，他们也有令人折服的强者。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展开何联初同学写给我的信——
尊敬的建明先生：
你好！
上次你来校采访，使我有机会向你吐露一个贫困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奋斗历程。但是那天采访时间太紧，没有向你透露我在学校里所做的和正准备想做的几件事。
去年元旦前夕，国家教委下文不再允许学校里有私人开设商店。而当时我们学校内有三家这样的商店，便面临要清盘。我得知这消息后，很想把它们接过来。一则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我校贫困生很多，他们不少人仍然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可做，如果这三家商店由我们贫困生们把它接过来经营，肯定可以解决一批同学的生活困难问题。为此我找到了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后来又找到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由于多种努力，我认为学校的领导几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正当我写完可行性报告并准备从银行贷出50万元之际（贷款是我托在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帮忙负责办的），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突然通知我此事已没戏了，原因是这三家商店的经营权另有人要接管。我区区一个在读学生，自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只好放弃，且当时我正值期末考试。但通过这事我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验。
就像我上次已同你谈的那样，学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不能直接起照经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勤工俭学方式，我还是不愿放弃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之后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我在同学中宣布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它包括销售、代理、咨询、租赁等许多部门，其业务延伸到凡是同学们所学所用的任何内容。成立“公司”全由我一人策划和制定营销战略。“公司”一诞生，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些过去没事可做的贫困生们纷纷加入了我的“公司”大本营，就连一些原本不困难的同学也都一起参加了进来。“公司”能良好运转，主要在于我们信息灵通，敢于吃苦。比如我们农大附近全是首都著名高校，而各个学校、各个系室复印资料、出卖参考教材的价格各不相同，我们“公司”对这些了如指掌，故而同学们都愿意找我们代理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总是最便宜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服务总是主动的。如前两周大一新生上游泳课需购一批泳装，我看准这是个机会，可是进一批这样的货得好几千元资金。怎么办？为了筹到钱，我就连续几次利用下课时间亲自跑到几个教室的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即席宣传动员，并成功地截下了当月一些比较富有的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费，加起来共3000多元。这些钱正好够“公司”进货，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在学校开设游泳课时及时将各种款式新颖、价格便宜的泳装送到了同学们手中，我的“公司”则轻轻松松也赚了一笔。除了给参与“公司”此次买卖活动的同学相应报酬外，我特意还给配买泳装的班级每班提留了150元作为奖励。最后“买主”和“卖主”都皆大欢喜。
生活的艰苦，给了我许多磨练机会。可能正如你上次所说的我是在无意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现在除了上好课外，整天满脑子是各式各样的经营点子。可是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天地，不能让我放开手脚干。暑假快到了，今年肯定又有更多的经济困难的同学不能回家，看到他们欲干无门的情景，我总是很难过，所以今夏假期我想把自己的“公司”来个更大的发展，以吸收更多贫困生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下个学年挣得更多一份学费和饭钱而奋斗。
……
顺致夏安
农大（东区）何联初
5月30日
这是大半年中我读到的无数大学“打工仔”们给我所看的或所寄的日记及信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我甚至想，如果在中国50多万贫困大学生中有那么一批像何联初那样富有经验与成功的“打工致富者”，那中国的贫困生现象可能就是另一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学子们只要勇敢地去参与社会实践和靠双手争得生存权利的活动，即便是没有致富甚至有的还可能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都将是中国大学校园里一道诱人的独特风景而被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史与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
欢乐和流泪，对那些勇敢面对现实的人，永远都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