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经过20小时运行，下午两点抵达北京西站。走出西站，阳光普照，人流熙攘，只觉全身乏力。一少女走近来，游说我到“西双版纳”旅馆歇脚。“干净的床铺，有热水澡，大彩电，每晚只要15元，包你满意。可以先去看，不愿住你就回来，我们免费让你搭车……”经不住少女的殷勤，看一看未尝不可，我上了拉客的中巴。少女给我一张写有她姓名的卡片，要我交给旅店老板。原来，她的工资是以拉客多少来提成，一卡一人，老板照卡计薪。
中巴七拐八折，到了所谓“西双版纳”，并非热带丛林，而是地下森林，又潮又冷——地下室是也！曲曲折折，深不见底，乃防空洞改建，军转民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由此可见。我暗暗心惊，此地如何住得！却听堂上吵吵嚷嚷，原来有人不愿住店，欲搭车返回。老板并不强留，但要收来回车费20元。那老兄忙道原和车站掮客说好免费搭车，再说就算收费，只几分钟路程，哪有这样贵的道理。老板冷笑一声，少说废话，要么住店，要么给钱。几条大汉一旁摩拳擦掌，更添威慑。无奈，那老兄忍气吞声要求住店。如此一来，我等想走之辈亦乖乖住下，地头蛇可惹不起。却又涨到了25元一人，无人敢表异议。当然，掮客的许诺并未完全落空。热水澡是有的，但好不容易等到空位还要冒全身涂满香皂而突然停水的危险。彩电也摆在堂上，可惜据说昨天刚坏。又脏又潮的被子当然不敢用，和衣而睡。
1996年7月31日
找工作自然要仪表清爽。一早起来，洗漱完毕，换上干净衣服。买张《北京晚报》，一面吃油条一面寻找招聘信息。一看之下，都是招聘白领，更有经理、主任之位招贤纳能，我是“流浪者”，显然只能出卖劳力了。且先不管，难得上京，逛逛再说。
在前门下车，远远望见天安门。在宏大的广场中一站，自觉渺如沧海一粟。广场周围有不少身穿白汗衫、头戴草帽的当代祥子。三轮车后座张个凉棚，乘客坐上面逛游广场风物，优哉游哉。当然，价亦不菲。洋人多有乘者，据说有的还要调换位置，过过脚力车夫瘾。
王府井距天安门不远，据闻乃商业界最繁华所在，也许会有活干，先去瞧瞧。行来，也不过一条购货街，不如想象中发达。再去哪里？正茫然无计，忽见一饭馆橱窗上赫然二字“招聘”，摸摸渐薄的口袋，鼓起勇气，推门而入，曰我应征。老板为一浓妆中年女子，问我会干什么，炒菜？我答不会，心想炒鸡蛋倒是拿手好戏。那好，我们缺个拉客的，你干过没有？我说没有。没关系，能应付外国人就行。要把老外拉来挨宰，我自知难以胜任——不是心疼老外钱包，是叹无此能力。暗自懊悔英语学得马虎。老板又递过菜单，要我以英文读之，瞠目结舌，于是道声打扰，保持姿态出门。后来又试过一家牛肉面馆，结局更惨，只得冷冷四字——不招男工。
晚上在一家小旅店住下，钞票将竭，躺在**，寻思着明日到哪儿去试试运气。
1996年8月1日
奔波一天，到处碰壁。劳务市场都要求持有北京市劳工证件，我乃盲流，无人敢用。吃毕晚餐，全身八个口袋仅余两毛钱。终于成了名副其实、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为此还喝了瓶啤酒纪念——更是壮胆，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
天色早暮，得找个地方睡觉。走到了北京车站，广场上黑压压一片，躺倒不少人。顾不了许多，最后两毛钱买张小贩专售露宿者的旧报纸，往地上一铺，头枕包袱倒下。一天跋涉的疲倦袭来，眼皮渐沉。恍惚间忽觉口袋内异动，豁然惊醒，刚好见只黑黑瘦瘦的爪子缩了回去。却是一干瘦青年，平头黑衫，左瞧右瞅，回避我的逼视。不再理他，坦然再睡，活该偷儿倒霉，遇上我这个穷光蛋。
1996年8月2日
早晨在冷风中醒来，但觉腹中空空，不知早餐如何着落，记起在“西双版纳”时，同屋一打工仔说崇文门有个黑劳工市场，黑者，非法也。没法，只有当一回黑劳工了。
果然是非法场所。十字路口这儿一堆，那儿一群，一望而知全是打工仔，神色间躲躲闪闪。偶有雇主来招工也不宜张扬，而是混在人群中，看到合意的就悄悄招走。此地所以禁而不绝，是因为来此打工者都无劳工证件，工资远低于合法劳工，所以虽然人色混杂，常有事故，但雇主图省钱，还是有不少人来招工。站在路旁，我做贼般心虚。路人那冷冷的眼光实在难以消受，已坚持不住，有一人凑近我，悄声问我可愿做杂工。我可谓绝处逢生，也不谈判，跟了就走。心想侥幸，也许是我看起来没有别人那种俗气憨气，所以有此运气。老板乃矮胖汉子，油光光的肥脸上长着两颗闪亮的小眼。一起被雇用的还有个张家港青年，与我年岁相仿，攀谈之下，颇为投机。他姓阮，资格比我老多了，在北京已混几年，以前在小饭馆炒菜。厨师打杂，实在是屈才。他说只因不久前被炒鱿鱼，一直找不到活，为生计只好自降身价，是干不长的。我亦称自己是打短工，并告诉他我的计划。他看着我，瞪大眼，像看一个疯子。“大学生出来流浪打工？可笑。你是还没尝到苦头……”他武断我的结局肯定是悲惨的。回想几天经历，火车站那许许多多打工仔疲惫的身影，落寞的眼神是如此清晰。我叹口气，世界的确并不轻松。一路上，知道老板经营小饭馆并兼做夜市小吃，老板又说，第一个星期试用，没有工钱。
穿过若干胡同，来到老板家。又窄又挤的小院放满大盆小盆，几无插足之处，盆内装满红红白白的东西，一股腥臭扑鼻而来。老板说红的是猪肺，白的是猪肠，都是夜市小吃“卤煮火烧”的原料。
马上开工，首先洗涤内脏。我忍住恶心，开始冲洗。老板娘看了一眼，马上喊停，嫌我太过精细，“后面活还多着呢。”于是给我示范。拿起那内脏在池中**一下，再在水龙头下一冲，“这就成了，照样来。”联想到在学校时常光顾的小吃摊，多半也是这种货色。一边干活，一边发誓以后再不去吃。然后串羊肉串，老板娘又演示如何串法才能使肉看起来多其实并不实在。我刚一试，两只手给调料咬得麻痒难当。中午1时，开出饭来，清汤寡水，得，对付着吃吧，早就饿得很了。吃过饭，只小歇一会儿，老板带上我和小阮奔赴小饭馆，一下午洗碗、扫地、擦桌、端菜，动作稍慢便挨两句训斥。想我堂堂大学生，竟受如此窝囊气，几次想发作，但终于忍住，并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
人来人往，天色渐黑，终于空无一人。“好了，关门。”老板一声令下，我们如释重负，舒口长气。“晚饭不忙吃，抓紧时间去夜市。”老板又传指令。于是便马不停蹄，回小杂院把各种家当搬上三轮车。小阮在前面蹬，我在后面推，老板骑摩托在一旁押车。到崇文门夜市，立刻卸车、装棚、抬桌、拎桶、支锅，惶惶然，茫茫然。别的摊贩亦相继到来，我们两名新手，手脚明显比别家熟练伙计慢上一拍，又招来老板脸色，被呼来喝去。夜市食客多，吆喝拉客、擦桌洗碗，比之小饭馆更辛苦几分，真如绷紧的发条，不得一刻松懈，又累又饿。11点，食客渐稀。老板招呼我们：“自己装碗火烧，吃了收工。”这就是晚餐！望着那食客们津津乐道的杂碎，想着这是如何洗出来、煮出来的，我早已无一丝食欲。受不了！辞工之意立坚，小阮也有此意，他悄悄嘱咐我：“明天再辞，否则今晚不会让我们过夜，那太冤。来吃吧，别想那么多，其实味儿倒还不错。”硬逼着自己吃下半碗，装车收市。宽阔的大道人车稀少，雪白的路灯把我疲惫的身影拉得老长，耳边只听见沉重的踩车声，我想，是该回头了。
回去又支撑着卸车、洗碗。老板让我和小阮挤一张床，“将就将就，以后再安排。”以后个屁！躺在**，我们暗骂老板心黑，这样玩命干法，铁人也扛不住。小阮说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傅学炒菜，来北京已三年，当过厨师，干过配菜，打过杂，还在夜总会调过酒。要是能回头，他说会继续念书。他很羡慕我，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像他这样漂泊打工，只看到现在，看不到未来，很无奈。他惟一的愿望是拥有一家餐馆，自己来掌勺……我们聊着聊着，抵不住一天辛苦，沉沉坠入梦乡。
后记：第二天，我们辞工。老板似乎早有预料，不动声色。小阮说老板占了便宜，他又会去招黑劳工，再辞再招，他可省了不少工钱。
小阮继续去等待更好的雇主，我则想方设法混上火车，靠帮乘务员打扫车厢，得以搭车返校。几天经历，恍如一梦。
日记里的“故事”
大学生们的“打工日记”是我整个采访中，为自己的“日记”而记得最多的内容。这些材料用不着任何文字修饰，都是些听后叫人夜不能眠的动人故事。下面我抽出几篇，向读者奉上——
5月13日。北京。林业大学。
今天与任忠诚、芦建表、崔建国、彭作文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贫困生，聊他们在北京打工的经历，听后既为这些同学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在社会上打工中的遭遇而同情。他们的不屈行为与忍耐精神叫人敬佩。
瘦小的彭作文，来自贵州山区，是位苗族后代。如果不是出自他亲口之言，你很难相信这个瘦小的大学生竟从初一开始便当起了“学生打工仔”。边远贫困的山区没有像城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工作可做，小彭说他“因地制宜”在当地收破烂。中学的岁月里，他除了上课时间，就背起竹箩子，顺着崎岖山路，边吆喝边背着书本到小镇和乡下挨家挨户去收破旧东西，从小到一块狗骨头、一支牙膏壳，大到几吨重的大铁墩，凡是别人不用了的又可以换钱的东西，他都收过，甚至连死人的“金牙”，活人的头发。他说他最倒霉的一次是走了几十里路收了满满一大箩的旧货，在过江时被洪水冲跑了；他说他最高兴的是一次有个倒闭的工厂让他收走了全部的旧铁器，一天挣得了500元。小彭说，到北京上了大学，他再不能像在家乡那样背着竹箩去走大街串小巷吆喝了，但他必须比上中学时更卖命地去挣钱，因为现在的一年学费要比过去高出好几倍。他刚到北京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听别人说倒车能赚钱，于是他从同学那儿借了70元钱，在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早早起来，从清华园出发赶到石景山那个京城最大的自行车倒卖黑市场。那儿的人真多，也真杂。黑车车主见小彭过来，便向他推荐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车子。70元一辆，要就赶紧拿走。车主对小彭说。小彭说你让我看看再说么。车主说你这么慢吞吞的，说不定转眼警察过来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小彭一听这就赶忙掏钱。回到学校，他便在校园内把车往旁边一搁，靠着树边贴出一张“广告”，那上面写出一行字：“本车转让。100元。”这招是高年级的老同学教给他的。小彭说他第一次卖这黑车时特紧张，怕有人发现他是新生，而新生刚到校哪儿有车“转让”？车，后来真的卖掉了，100元出手，净赚了30元。小彭好高兴，30元对一些人来说，还不够吃一顿快餐，抽两包烟的，然而它对小彭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几天饭钱哪！小彭说他一共倒了三辆黑车，后来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让倒这样的车，他的此项“业务”就此停止。小彭后来就干起大学生最普遍的家教来，他说他是新生，不懂行情，只对钱的数字清楚。一次他见几位家长围着几名外校的学生在讨价还价，那些家长雇主说每小时给15元，学生们则坚持要20元。小彭一听急了，便上前将一位雇主拉到一边，说我只要每小时10元。那人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朝他瞪了瞪眼，说你捣什么乱，像你这样的冒牌大学生就是白教我孩子也得反收你“时间浪费赔偿费”。小彭把学生证掏给人家看，人家说，讲你“冒牌”也没多少冤枉，一个刚进大学门的新生跟中学生有什么区别？小彭气得心里直骂那人，可骂归骂，“生意”还是落空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天天注意起那块专贴各类“招聘启事”的牌牌。这回是有家影视公司要找几个群众演员，小彭心想这活不成问题，“招聘”上说的一天给60元，蛮不错。小彭很有些组织能力，很快找到几位同是经济拮据的同学，在与那个影视公司讨价还价谈定后，第一个星期天一到，他们不到清晨5点便从学校出发，赶到指定的拍摄现场。那是冬天，很冷，可小彭他们还是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但一到那儿，影视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说只能每人每天给40元劳务费，而且原来说的下午允许回校上课也不行了。几个同学非常生气，拒绝参与拍摄。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扬，说你们不就是一群想吃饭又口袋里缺钱的大学生！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们一样想赚几个学费的穷学生么。与小彭同去的几位学生见对方成心欺负人，便昂起头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个同学留下了。几天干下来，到该拿钱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只给小彭他们一天24元的劳务费。走，我们不给这些黑心肠的王八蛋干了。同学拉起小彭的手就走。可小彭好不情愿地一路跟同学念叨：24元就24元么，干几天就能几个月不愁么。小彭的同学一听这话，气得好长时间没理他。
我说那也不能任人欺负宰割。小彭说，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那些老板们比我们要精几倍，他们不从我们身上刮油水还上哪儿去刮？
小彭的话有一定道理。
现在当林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崔建国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学生打工族”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因为今年本科已毕业的他被学校学生处看中留校工作。对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学能留在学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学，可就实在太少了。仅凭这一点，崔建国的脸上该很灿烂了。再过一两个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顶戴了足足十几年的“贫困生”帽子，而成为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职员。
也许正是这原因，崔建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其实我们大学生打工在多数的时候是在出卖自己，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掩饰的事实：你既然想从打工中获得金钱，那么掌握金钱的雇主就从商业与生意的经济角度来使唤你，这期间很少有你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认为等价的劳动，否则你就老老实实低下头，听任别人的调遣与指挥，干你必须干的事。”
没钱有时就得低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崔建国并不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认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吃苦的经历常比赚钱更可贵。
家在黑龙江海林林业局的崔建国，在小学三年级时便没了父亲。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场又让他的母亲下岗。崔建国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担子落在母亲肩上。15岁那年，崔建国觉得自己不能再让母亲一人扛起全家的负担，便擅自辍学，瞒着家人，跟着一帮成年人们到了牡丹江的一个建筑队打工。当瘦小的崔建国出现在工地时，那些叔叔伯伯们不忍心让他动手千活，他却急出了眼泪：我是出来赚钱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没法，崔建国说，大人们最后让他搬搬砖，洗洗菜什么的，总之他留在了工地。月底，该发工资了，小建国跟在别人后面来到会计那儿，领了150元工钱。他高兴极了，因为这证明他可以帮妈挣钱，为家里出力了。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于是拿了钱就直奔邮局……焦急万分之中的母亲见到突如其来的汇款，没敢歇脚，便赶到了牡丹江。母亲在工地上见到儿子后的那一幕，崔建国终身不忘。因为收到钱的母亲不仅没说儿子一句好话，而是边哭边举着砖头追着要打他。“家里就是穷得只剩下一口粥也要供你上学”——崔建国把母亲当时的这句话嚼了不知多少遍，从此他再不敢违背母亲让他读书的誓言。重新返校的崔建国学习特别刻苦，成绩直线上升。考大学了，该报什么志愿呢？那么多熟悉的大学名字可以任其选择，但崔建国说他没有选，原因是报考那些熟悉的大学，可能断送他母亲和全家人对他的全部希望。必须绝对的成功，崔建国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和全家人为了支持他上学所付出的一切，就在此举。他甚至不敢设想一下他的不成功对一个贫困的家庭将是怎样的一种毁灭！填志愿的手在发抖……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不很熟悉的大学——中国林业大学。理由很简单：收费低，录取分数线也低些（几乎占一半的贫困生在选择大学时都将此作为首要考虑）。
大学的路，从一开始就曲曲折折。入学后的崔建国比谁都心态平静地接受了打工求学的现实。但由于对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所以他把能养活自己的挣钱机会放在假期的打工上。崔建国说他不像别的同学那样见什么活来钱就去干什么，结果常常鸡飞蛋打。他善于挑选那些在有些人看来是来钱不快的工打。这种工，通常是苦力。崔建国坦然对待苦力活，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最稳当的赚钱机会，因而也是大学生们最适合的假期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这话肯定受到不少人包括同宿舍同学的异议，可崔建国有自己的观点：大学生更多的时间是学习，不可能用很多精力去研究、挑选那些既能多赚钱又少出力气的工打。苦力工是永存的活，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具有大学生招牌的人去谋一份苦力，就更加容易得到。与其为虚幻的目标浪费宝贵时间，还不如一箩一筐地去沙里淘金。
崔建国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看待问题，去面对打工。寒假，节日连节日，中国人一轮又一轮的“吃战”再开烽火，崔建国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去过的和没有去过的餐馆刷盘洗碗。从晚上7点到10点，工作非常简单，把前厅服务小姐端来的一叠叠盘碗一只只洗刷干净。看起来是谁都会干、能干的活，但最后留在后厨的并没有几人。崔建国总是其中的一个，然而操作计算机运用自如的他，却并不是刷洗盘碗的常胜将军。从在后厨站稳第一刻开始，你就是一台机器，腰永远是弓着的，双手像正旋动的飞轮……有一次，崔建国直起身时却瘫在了地上；有一次，他需要解手却不能，下班后肚子连疼了几天；有一次，中途老板让他搬过一叠洗好的碗碟，结果发麻的手没托好，老板让他用三天的工钱赔了那些打碎的碗碟。就当这么一个“机器式的工具”，崔建国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要挣满500～600元的寒假收入——为这目标，他说可以忍受一切。
暑假，那是贫困生最企盼的打工好时光。北京这几年夏日格外炎热，城里人又流行喝矿泉水和纯净水。于是乐煞了那些生产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厂家，于是定点定时送水成了京城又一种销售行当。大街上，到处可见各种小面的、三轮板车的送水大军正汗流浃背地穿街走巷。崔建国加入了蹬三轮板车的送水队伍，这是只有小公司才会采用的推销手段，也只有小公司才更需要寻求打工的假期大学生。一旦上班，那是全天候的，吃住都在公司——其实通常是在一间又闷又潮又无电视与像样床铺的大库房内。客户既有宾馆，又有普通百姓，24小时值班，必须随叫随送，耽误一个客户将罚你十天工钱，除非是神经有病你才敢那么干。崔建国说他在午夜两点给人送过货，当他进那个客户的大院时，守夜的门卫非让他拿出身份证明。“大爷我求您放我进去吧，要是回公司我还得来回骑两小时呀！”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崔建国带着哭腔求人家，可人家就是不让你进：“现在啥事没发生过？我放你进去，哪家丢了东西我找谁？”崔建国真想蹲在地上哭一场，可你敢半夜放声哭？那巡警会随时出现在面前，之后的麻烦事就更多。把眼泪咽下肚子，该干啥还是去干啥，谁叫你找的这份工！一桶矿泉水送出，洒下半桶汗水在大街……临近开学还有五天，该同老板算算总账。“给，1500元。怎么样，没吃亏吧？一个来月，就拿司局级的工资待遇了！”老板手拿几张钞票在半空摇晃。换了一个人样似的崔建国已经对那工钱早失去兴趣，末后他对老板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你太黑了！”谁知那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小老板咧着大嘴，乐道：“我知道你是傻大学生才聘的！欢迎明年再来。”
这天，同学们谈得无拘无束，像是诉说那些遥远的奇遇。只有一个同学始终没有开口，我总觉蹊跷，在离开林业大学时仍不得要领……
5月19日。北京西郊。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校园。
今晚是中国农大的一次有关特困大学生问题的工作会议。学校领导白天打电话约我参加，晚饭过后我正要出发时，电话里传来了林业大学××同学的声音，他说他希望有时间与我单独谈谈他本人的一些情况。“行啊，今晚我正好到你们学校旁边的农大……”这几天我正为那天的蹊跷不得要领而思忖呢。好机会来了，我当然求之不得。这一晚，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我见到这位同学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为什么那天不愿讲，他说他作为特困生的情况在林大知道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再以“耻”为荣了。“开始我把自己在外打工的不幸遭遇讲给同学和老师听后，他们都流下了同情的泪，后来学校或学生会每开贫困生会议或向新闻单位来人介绍情况时，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讲，起初我还行，但时间一长我就有种像个‘展览痛苦专业户’似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所以后来我一般不太愿意再向外人讲自己的事了。再说，我已经习惯和理解社会对我们在打工过程中的某些并不公平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是外地人嘛，在上大学之前我连小城市都没去过，我老家在陕西汉中的大山里，啥都土，说话方言又重，言行举止更是一副土相。虽然上了大学，但这些骨子里的土气改不掉嘛，你出去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谋生求职难免出些洋相，难免冒土冒傻，人家说你几句损你几下你感觉好像很委屈，其实有些人家并没有说错，只是你自尊心强，要脸皮，显然感觉自己是大学生，不该受这种待遇和耻辱。但是换一种角色去理解别人的做法可能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不会那么感觉是受到了难以抚慰的屈辱。”他的开场白令我有些吃惊，说这样话的只能是那些饱受了辛酸、误解和屈辱然后又在这种苦水中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做到。顿悟，是某种意志和人格力量的升华之后方才拥有的精神境界。无疑，这位同学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大悲大彻。
“没错。正是有比别人更多的不幸，我才更不愿老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对你作家同志也一样，我不希望你的作品里出现我的名字。你能答应吗？”话到嘴边，他仍然不忘自己的准则。在我肯定之后，他终于开始讲述那些听来近似小说化的事，“我是96级学生，学贸易专业。家里贫穷不用多说了，总之你能想象到的我家都存在，你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有。城市里不会相信现在还有人家几个人合穿一件衣服、全家人合盖一条被子的事，但我们那儿不光是我们一家是这种境况，村子里比我家还穷的也有。山村嘛，一是交通不便，二是分了你地老天不长眼还是两手空空。政府的救济只能解决暂时，却管不了一年365天。这样的地方能考出个大学生自然不易，我应该是幸运者。但因为穷逼的，所以我这个人总认为自己也不怎么高尚，来北京读书多半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家里偏偏又没那么多钱供我，于是只好打工谋生。学校一个月发56。5元补贴，只够一个星期的伙食，其他三个星期你不打工吃啥？学校安排的‘白领工’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抢都抢不过来，再说即使给你安排了也最多刚好解决吃饭问题。我人穷心高，想的总与别人不大一样，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下命运。我想既然我从一个连裤子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考到首都北京来念大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再努力一把彻底甩掉头上的那顶贫困生帽子呢？路有几条，靠学习也能摘贫困帽，但这条路只对那些天赋特别好的人铺着，一般的贫困生由于家庭和原先学校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想靠拿奖学金‘致富’并不容易。那么剩下的只有去靠打工了——我自然也只有选择这条路。但即使同一条路也有不同情况，一是你勤不勤，二是你有没有忍耐性，我觉得我这两点基本都做到了。正是因为我做到了这两点，所以我在打工中受的苦和难也多于别人。跟你说句实话，同学们现在一提起外出打工就头痛，或者无可奈何的样，可我不一样，现在要有几天没出去就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为啥？惯了，打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内容。除学习之外，我的大学生活内容就是打工。打工为了学习，想学习下去不打工就没办法，两者已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起步点。管勤工俭学的老师可能对你说了吧？我在全校‘打工族’中最大特点是我现在对北京城内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你们北京本地人。信不信？我可以向你保证，老北京人知道的哪条胡同哪个寺，我也知道。老北京人不知道的哪座立交桥哪片新区，我也了如指掌。一点不是吹牛。快两年时间里，我已经骑坏了几辆自行车，可以说走遍了整个北京城。你问我打什么工这么到处跑？送货、发单子呗，不过这是最初的活。后来我一直为某广告公司拉广告，除了上课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碰到快要到手的广告时甚至连课都偷偷逃过。没法，你可能跑十天没谈成一个广告，好不容易有些眉目了人家约你一上班就去谈，你不能说等我上完课再去吧！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最难受，一方面你要集中精力跟人家谈成，另半个心你想着落下的这一课会不会补得上，两者你都不能放弃，你心就特累。然而真正累的还不在这里，落下的课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开夜车什么的补一补，在与广告客户谈判时你就可以集中注意力，这样你可能把课也补上了，生意也谈成了。但下面突然冒出来的事却令你无法容忍：在你准备按时去到广告客户那儿取回支票、回来向公司老板汇报业绩并依照讲定的条件按比例提成时，你发现什么事都与你不沾边了——公司老板早已派人瞒着你取回了支票，本宗广告业务一切与你毫无关联。你愤怒地找公司老板，老板说正式签约必须由法人出面才算数，你拿学生证人家肯给你钱吗？流氓。你除了说这一句外，其他的无话可说。你找到原先与你洽谈的广告客户，人家回答得体面又切实：我面对的是你们公司，不是哪个具体人，再说你们内部之间的事我管不着，也没那份闲心。气死人。除此你还有啥招？受骗、劳务纠纷，这在我们大学生打工中常见。你高举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人家说可以呀，但我这儿就这么做，你愿干就留下，不愿就请便，像你们这样想找活的大学生满城都是。老板们说这种话时连个唾沫都不吐，通常情况下你只有忍，只有让自己百倍的真诚去感化那些商人的良知。我现在还在广告公司谋职，我没有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广告公司骗过我，就是因为我还在那个公司干，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老板，他后来一直收留我做他的业务员。他用他的‘理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商人特别是广告人的眼里，一切都有可能是原先设计好的陷阱，要不就没有‘奸商’这个名词了，也可能我的公司早已歇业。这个老板属于‘奸商’一类，但多少他还有真诚的一面。我留下来一直干到今天正是认其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