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能帮你解决些什么困难吗？”
“当然。至少我现在不为吃饭发愁了……”
我感到一种具有振奋力的欣慰，因为我明白：在刘晓平他们所在的学校里，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现像清华大学那样每个贫困生都能得到一份丰厚的特殊关怀，但他们这儿的贫困生们在像刘晓平这样一批非贫困生的热心帮助与呵护下，其自立自强的小萤火精神，同样光芒照人！
刘晓平成功地创办“自助社”，使我联想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早期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实践。中国贫困大学生问题在今天的高校是个不可避免的普遍性现象，学生成天生活在校园，他们的喜怒哀乐集中地表现在那块属于他们的圣院之内，加之他们多虑、敏感和多数人性格与行为上的封闭，能够在校园内得到关爱无疑是他们最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有效办法。在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凡是有广大的师生们自觉自愿地参与的事，总会有预想不到的效果。
在华东理工大学，团委主管学生勤工俭学的书记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家住上海市区的退休教师陈鹏及夫人，其一子一女都在北京工作，老两口自迁居新村后生活多有不便，且精神倍感空虚，尤其每当疾病缠身时更感到孤独无援。陈鹏老先生后来一听学校有不少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或生活成问题，且又找不到合适的勤工俭学项目，便萌发了与贫困生结对建立“互助社”的打算。陈老先生将自己的想法给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写了一封信。接信的正是那些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工作的贫困同学，他们看了信很受感动，即日派代表到陈老先生家看望。当同学们看到从教一生且写得一笔好字的老人家中并不富裕的境况时，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回校后他们将情况在贫困生中一转达，同学们议论开了，说我们在这儿工作的十五个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月平均生活水平在160元以下，如果说靠这些钱能生存得下去，应该归功于学校特别是老师们的各方照顾。今天老教师家里有难，我们应当伸出热情之手给予帮助。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成若干小组，每周一至二次到老人家，义务为两位老人服务。陈鹏老两口对同学们的到来好高兴，尤其看到这些贫困生们个个热爱生活，又很会关心帮助人，做起家务活也十分的在行，更是乐不可支。但有一点他不赞同，那就是同学的义务服务。老人说：“我是想着同学们生活困难，才提出我们老少师生结对互助的，你们要一‘义务’，我心里就不落忍了，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我们年岁大了，生活清贫一点无所谓。可你们不行，你们一方面学习任务那么重，另一方面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是不行的。”在这位老教师的坚持下，同学们只好接受部分报酬，而陈鹏老先生呢，除了辅导学生一些功课外，还教同学们练字。现在这个“老少师生互助社”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助早已超出了劳动报酬上的交换范畴，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同济共勉的崇高精神境界的相互援助。
在天津机电工业学校，有一群女班主任老师，她们为了使所在班上的贫困生渡过生活难关，数年来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母亲般的关爱。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学凤老师路过校园的一条小道时，见本班的一个姓段的学生，站在一只垃圾箱旁边正伸手从里面捡出一双旧棉鞋。王老师过去问他捡这干啥，那同学低声地哭泣道：“老师，我想把脚上的鞋换一换……”王学凤老师一看这学生脚上竟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自制单鞋，再抚摸一下他的腿，连条最起码的毛裤都没穿。王学凤老师的鼻子酸了：“从今天起，除了学习上课外，你到我家来……”从那天起，这位同学就成了王学凤家中的一员，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着让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学凤老师给添置，放假的车票也都是她买好后送到他手里。这位同学后来当了班长，还被学校评为“十佳青年团员”。现在他已经毕业了，成了某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给王学凤老师来信说：“王老师，在学校几年里我就想喊你一声妈妈，然而始终留在心头。现在我毕业了，我觉得可以大声地叫你一声：妈妈。妈妈，没有你这几年胜似亲人般的爱护，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完成学业，今天成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真的，王老师，请允许我终生叫你妈妈吧……”
这样被学生们尊称为“妈妈”的津门女教师何止王学凤一个。陶崇威老师这三年中带的学生先后有七个学生因重病住过医院，而每一个有病的学生从入院到平日的看护都是她陶老师包下的活。陶老师知道学校的难处，她从不向校方诉苦求助，她更知有病的贫困生内心的痛苦和无援的家庭，所以她只靠自己默默地担负起这些同学住院治病和平时生活上的照料。最辛苦的是有人住院治病的时候，陶老师就得成天从早到晚忙活。她家离医院很远，来回要骑车三十多公里，可为了让住院的同学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她坚持自己炒菜做饭给同学送到病榻前，仅为了做到这一条，陶老师不知吃了多少苦。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有需要管理的几十个上课的学生，又要照顾好在医院的病号学生，陶老师几乎天天要全身心地投入。医院里的人开始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你家那么多“儿子”都有病呀？陶老师苦笑地摇摇头，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儿子，是学生。医院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因为在她们的眼里，这位累弯了腰的“母亲”至少陪床、护守了三五个病情严重的“儿子”。有人给陶老师算了一笔账：在这近三年里，她少说为有病的学生加了四百多个昼夜班，为学生交的学费、出的治疗费等不下3000元，至于平时买营养品、炒个好菜所花费的钱就更不计其数。人们无法从陶老师本人的嘴里知道这些，只有从她那日渐变白的头发和苍老的脸庞上看出那颗为贫困生们操劳、奔波的慈母之心。
某大学有位老教授八十多岁了，为资助贫困生，第一次制定了一天省1元的计划，后来当听说一个贫困生一月只花150元以下的生活费，老人家掐手指一算，才3块来钱一天。这怎么过呀！老人心疼地跑到学工部，说我今天开始每天省下5元钱，外加省掉早餐的一个鸡蛋，请你们把我省下的这些钱资助给一个贫困生，看他够不够吃的、用的，再不行我愿把收藏的一批书画全部给卖了。后来老教授真这么做了。当他欣慰地得知用自己的钱救助了5名贫困生时，老人家自己的生活费却每月降到了一个贫困生的水平上。就是这位老先生，他在接受我采访时坚持不让我说出他的名字。
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这样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同学，他们尽其所能，有的与贫困生结成“一帮一”对子，有的一个教研组、一个党小组合作起来帮助一名或几名困难学生。在南京十几所高校中，每年学生毕业时，校园内总有那些由老生联手自发形成的“旧货跳蚤市场”，其规模、其声势、其内容都很不一般。然而这几年“旧货跳蚤市场”的大拍卖，变成了一年一度老生向贫困生的捐献仪式。毕业生把自己已经不用了的成千上万的旧衣旧帽、旧书旧物和生活用品，无偿地留给困难中的学弟、学妹们用。这等众志成城的场面，谁见了都热泪难忍……
今年开学不久，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97级2班学生小魏，意外地收到了200元钱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信中小魏才知道这是学校内的老师和同学们给他的一份“爱心款”。与此同时小魏还知道了另外9名与他一样经济有困难的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学校“爱心行动特别账户”的这份钱物。“爱心行动特别账户”为何物？原来从去年底开始，有关如何帮助经济贫困的同学的问题，便成了科大校园计算机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众多“网虫”经过网上一番交流、策划后，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一次“爱心行动”，其内容是通过义卖、募捐等形式筹集资金，为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做一份贡献。动议一经在网上发出，立即得到科大师生们的积极响应。校网络中心还在BBS电子广告站专辟栏目，那些平时一心钻在知识海洋里的“网虫”们，这一回做起了另一件事：搜集自己的和所有可能参与的校友们的“口袋”——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一分钱不言少，1000元不嫌多。行动吧，同学们、老师们！不几日，科大校园内的师生都忙着在做一件共同的事，这就是向网上“爱心账户”捐款捐物。“网上特别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收到了少至一毛、多至千元的捐款。策划此次活动的“网友”们又将这些钱转入当地银行……至此，科大的“爱心特别账户”就这样诞生了，小魏和另9名贫困生则是这个“账户”的第一批获得资助者。据发起“网上行动”的一位老师介绍，“爱心特别账户”完全是由师生们通过自愿捐助并完全在严格的网上监督下实施定期对贫困生的资助。运用这种先进的网上手段开展爱心活动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随地提醒师生们向那些有困难的同学奉献爱心，从而在校园内连结起“爱心长城”。
如今，大学校内类似刘晓平式的“自助社”和科大式的“网上爱心长城”到处可闻，这些师生间的相互帮助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自觉、自愿。一位从老师和同学们那儿获得过这种资助的贫困生感动地说，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大部分人都不是物质的富有者，因而他们的这种滴水之恩，更能激起我们贫困生的自立、自强。
从自觉、自愿到自立、自强，这是一段从单极到多媒、从分散到联合和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不要小看了这过程，因为它连结起来就是钢铁，就是长城，就是不可战胜！
3月——生命的驿站
1995年3月的一天，正在金陵古都东南大学读书的吴淼同学感冒了。南京的春天真是怪，不是下雨，便是暴热。吴淼对自己的感冒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流行性感冒在大江南北的气候交汇处是太常有的事了。体育课时，吴淼与平常一样，该跳照跳，该跑照跑，他毫不在乎。可突然间，吴淼一下感到视线模糊，开始他以为有什么异物掉进了眼睛里。不对，吴淼觉得除了眼睛模糊外，浑身也顿然乏力，彻底地乏力，直到像掉进了万丈深渊……等吴淼再醒来时，他早已不在体育场，而是躺在了雪白的病房内。呵，床是白的，墙是白的，一切都变成了白的，连同自己的生命。吴淼从昏迷中醒来时，就听一群医生在跟自己的班主任交待：严重肾衰竭。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长期做肾透析，每星期两次，每次最少得花340元，一年3520元左右；二是做肾脏移植，手术费约5。5万元左右，连同手术后服用5年的抗排异物药费（一瓶3000元），至少27万元……
“医生，我、我家在去年我上大学时就借了人家好几千元债，现在穷得连头耕牛都没了。27万元哪！这不是要我全家的命吗？医生，我不治了，不治了……”吴淼这位刚强的山里娃第一次痛苦地闭上眼，只有两行止不住的泪水顺着他那侧过去的脸颊，浸透了病榻头的白被……
吴淼是不幸的。半年前，当这位鄂北竹山县的山娃娃以优异成绩走出山村，来到国家重点学府——东南大学时，17岁的小伙子心里充满了多么浪漫而又美好的理想。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校园生活，吴淼却面临着生命与前途的灭顶之灾。其实，吴淼不知道，像他这样好不容易走出山村，然后又面临病魔不幸折磨的大学生并非他一人。在我采访的几十所大学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左右的贫困生是由于各种疾病而陷入了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困境。如果说，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是在跨越一道高不可攀的山崖，那么对那些身患疾病的贫困生来说，他们将面临的则是一道死亡之槛。
吴淼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当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得知吴淼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后，整个校园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吴淼，我们要留住你！让你回到我们中间来！”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吴淼的同系学友，60多名同学全体出动，他们挤出时间，24小时轮流上医院值班。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在吴淼病情最紧急的两个月内，全体同学不分男女，日夜守护在病榻前，用一颗颗青春的滚烫之心，呵护着同窗好友渡过生命的死亡之槛。
当吴淼在病榻上迎来第一个初冬时，东南大学又一次专门为他举行了全校性的捐助活动。那一天阳光正暖，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募捐点，5块、10块、100块……有饭票、有现金，有学生、有教授，也有校领导和退休职工，然而在那本厚厚的签字簿上却留了同一个名字：“爱心”。
“妈妈，你是医生，你一定救救叔叔的命！”一位校医的4岁小女儿听大人们在窃窃私语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换肾，那个吴淼同学就很快要死时，竟嘤嘤地一边哭着一边拉扯着年轻母亲的衣襟这样乞求道。
一位外籍教授把刚领的当月薪金1021元原封不动地塞进了捐款箱内，而仅在留名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图案。
钱！钱！一个生命在呼救。
钱！钱！千万名师生在呐喊。
短短两天时间，捐款竟达4万余。可是、可是吴淼的换肾要27万元哪！师生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便一挥手：走，我们走出校门去募捐！
入冬的金陵，北风呼啸。然而在市青少年宫内却是一片暖融融的海洋。东南大学的40多名同学正在这里进行义卖活动。从来没有当过市场销售员的大学生们，却在瑟瑟寒风中，喊哑了嗓子，冻裂了手脚……
繁华的新街口闹市区，傅秀章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在街头“叫卖”：“哪家需要拖地擦玻璃——？”“谁家的电脑、电视、电冰箱坏了要修理——？”
东南大学的师生们，为了一个年轻校友的生命，他们几乎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几乎忘了白天与黑夜……上帝终于被感动。至这年年底，东南大学共为吴淼募捐达15万元。在这巨额的捐款中，每一分钱里都有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和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师生们，以及社会各界谱写的动人故事。有一个名叫陈辉的哈尔滨女大学生，在捐款的同时，特意给吴淼寄来贝多芬的《命运》磁带。汕头大学94级35名同为贫困生的同学们，竟从自己的牙缝里也挤出了450元钱汇给了吴淼。他们在汇款单上写下了一段滚烫的话语：“作为大山的儿子，血管里理应流淌着山的豪迈、坚韧和刚强。吴淼，相信生命，让死神走开！”最令吴淼父母感动的是在众多汇款单中，有一位署名“艾心”的人，落款地址是南京市“同龄路”500号，寄的钱也正好是500元。二位老人决意要面谢这位“艾心”先生，于是整整跑了两天金陵城却仍如大海捞针。后来在邮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知道此“艾心”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寄出的。可当吴淼的父母来到解放军大学生中间寻觅这位好人时，学员们笑着就是拒不提供线索，好像一切都是早已“策划”好的。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青春的生命更是千金难买。然而宝贵的生命却那么脆弱。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就在南国校园的贫困生吴淼刚刚摆脱生命危险重新迈进久违了的亲切课堂时，北国一所大学校园内的另一名贫困生却陷入了绝境之中。
又是一个3月。
这一天的封延会同学无论医生怎么给他解释“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病，如果不进行紧急治疗就有可能危及生命，而且一般患上这种病在发病一年内能生存的仅为96％……“你们别吓唬人！我才刚刚20岁，从小生长在山里，啥苦都吃过，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呢？”封延会拒绝医生的劝阻，更不同意留下来住院。他不相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如果说我身体虚，营养不够，这我承认——每天三餐永远是不变的馒头、粥和5毛钱的菜，那是肯定体质差些，贫血嘛也有可能。从现在开始注意些，吃得好些就行了吧！封延会有自己的理论，他嘴上跟医生们硬，但他心里明白：我这也没法子啊，一天三餐馒头稀粥加5毛钱的菜，一个月下来也得120元出头。120元哪！你们知道我家里每月给我这么多钱是多么不易啊！我、我怎么可能不贫血？就是现在贫血了我也绝不可能会多出一分钱去补一补呀！医生们，行行好吧，我、我要上学，我要上大学呀！
封延会从医院跑回来，一头倒在床头，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与恐惧，抱着被子嚎哭起来，哭得整个宿舍的同学都跟着流泪。大家心里都清楚，苦出身的封延会，能走进大学门已实为不易，你看他天天穿的是什么：一件暗红上衣，一双几经修补的球鞋，不分秋冬春夏，从来都是这一身“行头”。同学们还知道他的书包里只有三样东西：课本、图书馆借来的书和饭盒。
“封延会太爱读书了，我们得帮助他，即使抽遍我们每一人的血，也要延长他想完成大学学业的生命！”当同学们得知封延会的病在配合治疗的同时，还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靠输血来维持其年轻的生命时，发出了出自肺腑的豪言。
1997年4月17日，河北大学播放了《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电影。18日上午，校园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言词动情的巨幅海报：“……看影片情动于衷我们落泪，扶危济困河大人没有沉默；回现实情发于外迅即行动，激浊扬清大学生舍我其谁？”这是一篇专门为动员师生们为封延会献血的特别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