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6]
…………
我们为了希求自身的平安，把别人送下坟墓里去享受永久的平安，可是我们的心灵却把我们磨折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使我们觉得还是跟已死的人在一起，倒要幸福得多了。（第三幕，第二场）
至于麦克白夫人，原先比麦克白本人更为坚决，但现在她的情况似乎更糟：她被潜意识的罪感折磨得发了疯：
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
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
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
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
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第五幕，第一场）
这种洗不净的罪恶感，并不因“天数”的不可逃避而能找到减轻的借口，因为它是来自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全部责任的自由意志，来自于自己严酷无情地审视自己灵魂的独立人格。人们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但内心的矛盾却容不得任何一点自欺，它总有一天要炸毁“人格面具”的沉重外壳，以人格分裂的方式爆发出来。这就是疯狂。
相比之下，麦克白本人在杀害邓肯篡夺王位后，还走过了一段心路历程。这就是尽力保住王位，除掉一切可能威胁他的敌人。选择一旦做出，自由意志一旦实行，那后果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构成一个必然的因果链条，人便完全成了命运手中的玩物。他不再有时间考虑和选择，只能是“一不做，二不休”：
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第四幕，第一场）
麦克白在被命运如此玩弄时，想到的仍然是用自己的意志赶上和超过时间、命运的高速运转，命运仍然不是他之外的东西；而是他自己带来的、支撑和鼓舞着他进一步干下去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最先起于女巫的预言，但毕竟是由于他相信并愿意相信这一预言才成为动力的。现在精灵们又告诉他：“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并且“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失败和被杀死，因为谁不是女人生的呢？树林又怎么可能移动呢？他对命运的信念由于这一预言而更加坚定了。
可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敌军将领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吩咐士兵们每人从勃南森林里砍一根枝条举在头上，以隐蔽军队的人数，远看正是一座树林在向邓西嫩山进发；而与他对阵的麦克德夫恰好不是女人生下来的，而是未足月就从母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得知实情，大惊失色：
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诅咒，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第五幕，第七场）
一般说来，命运的预言、神谕都具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性质，总是不把话说明白，颇费猜详。而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性质恰好为人的自由选择留下了余地，使人即使发觉自己受到了命运的愚弄，也不能把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掉。因为即使天道不爽，而如何理解预言的含义、如何采取行动，却仍然是自己的事。命运是不可捉摸的，人的行为却是清醒的、有意识的；命运可以给人增加勇气，但过分依赖命运就是“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了；当人发现自己受到命运的欺骗时，他也可以选择与命运作对，反抗命运，以维持自己人格的前后一贯性。
麦克白最后的抗争具有英雄般的悲剧性质：
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第五幕，第七场）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野心家、“坏人”，一旦有机会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他将同样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男子汉，尽管那时并不能因他的事业的正义而判断他的内心就是出于道德的动机，正如现在也不能凭他行为的恶劣而完全抹杀他人格的坚强、个性的高贵一样。《麦克白》之所以被称之为“悲剧”，正在于它与《奥赛罗》《哈姆雷特》等悲剧一样，是“把高贵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虽然这种高贵的东西体现在一个“坏人”身上，但这却更深地揭示出，人格的高贵并不在于他是（或自以为是）好还是坏，而是唯一地在于他具有选择好或坏的自由意志，并能将这一选择贯彻到底，为自己负责。
麦克白夫人死了，麦克白也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或者说，看到了一切伟人、英雄或野心家的结局：
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却找不到一点意义。（第五幕，第五场）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商纣王想到的是对不起祖宗，“有何面目见先王于泉壤”；麦克白想到的却是人生的毫无意义。纣王觉得对不起祖宗，这样想的前提是他本来应该对得起祖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和光大先王的业绩和名誉。麦克白觉得人生无意义，这样想的前提则是人格有绝对的意义，只不过人在世界上的生活、活动和表演配不上这种绝对意义，仅是一些无谓的“喧哗和**”。
可见，纣王和麦克白对人生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纣王的头脑里是没有“人格”这回事的，他的人格和他的人生以及他赋予人生的意义（或不如说，人生赋予他的意义）都是等同的、先天既定了的；麦克白则在人生和自己的人格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力图使人生成为自己人格的反映，因此他不断地行动、采取决定、改变现状，创造人生，以维护自己人格的一致。最后，他感到一切都是徒劳，他的人格太伟大了，以致既不满足于小小的荣誉和成功，也对失败乃至丧失生命抱漠然的态度。
于是，中、西人格差异在对人生的态度上便显露得很明显了。
在《封神演义》中，周武取代商纣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竟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之承担哪怕一点点罪责，就连人们当作“罪魁祸首”加以处死的妲己，自己也丝毫没有罪感，只觉得冤枉，也许还觉得“上当受骗”，因为女娲娘娘并没有兑现对她的许诺来保佑她。她之被处死，其实倒不是由于她的坏，而是由于“成王败寇”的原则。所以她一开始就不应钻入女娲的圈套，去附庸明知其要败亡的商纣。
而在《麦克白》中，一切戏剧性的情节、一切无意义的喧哗与**，都本源地出自于主人公的罪恶的野心，而他也强烈地自觉到这野心的罪恶。他评价它，谴责它，亦即评价自己，谴责自己；但他又照样去行动，去犯罪，似乎行动的他和评价的他是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是他外在的角色、面具，另一个是他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作为演员的他自己，内在的他，而他的人格便在这种外在和内在的矛盾中表演出来，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独立个性的艺术品（典型形象）。只有在死亡面前，戏演完了，外在的角色终止了，面具被抛开了，这时矛盾才被解除，内在的自我就承担了自己的一切罪责。因为尽管它一直都在谴责自己，但它也毕竟一直都在认同于这个外在的、行动的自己，不是把它推诿给外界影响，而是把它看作自己本身的内在结构。
因此，麦克白的内在的自我并不是一套既定的伦理规范，而是一个自由行动的自我，并且常常也是一个罪恶的自我，因为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可以导致善，也可以导致恶。这个自我是自由的，所以也是绝对的，即不以任何既存的条件为前提的；它从虚无中来，故当它一旦停止行动，便发现它自己不是别的，正是虚无本身，除了它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足以给它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