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两名士兵跑到附近的中国农民家中强奸妇女，被宪兵队当场抓捕。
小田切将全团士兵集中在操场上，叫士兵抬来两个洗澡用的大圆桶，装满水。他伸出两只巨手，各抓住一名士兵的腰间皮带，将其倒插在水中，只见四条腿蹬得来水花四溅，直至一动不动。
从此以后，小田切在第一团中令出即行，有禁即止。
奈波田是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因为选择了“残留壮举”，无比兴奋，好像马上就会叱咤风云，成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谁知到了陈家峪，整天躲在深山沟里喂虱子臭虫，倍感苦闷，所以进入陈家峪的第二个月，他便逃离部队，进入了太原，临走时还给城野宏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是贪生怕死开小差，而是想干一番大事业。我此番前往蒙古，决意献身蒙古独立运动，使蒙古成为我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复兴基地。大草原风云变幻，正等待着我辈大展鸿图。”
这好像一封明治年间流浪武士的诀别信。
没过几天，有去城里办事的士兵回来报告，奈波田还在太原城里，城野宏马上派永富博之带着人去把他抓了回来，并教训他说：“别说那些梦话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待在这里，学点过硬的军事技术吧。”
奈波田安静了一个月，又出走了。这一次，他动员了三名士兵，携带一挺轻机枪，和三支步枪。他们没有去太原，而是向东，顺着山路企图进入中共武装控制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通过东山口第八总队的防区时被抓住了。第八总队的司令是城野宏的老朋友赵瑞，赵瑞亲自把奈波田等送回了陈家峪，而且还替四名日本人说好话，说他们并不是打算去和八路军联系，而是在问路时上了老百姓的当，故意让他们朝八路军的地盘上走。而奈波田等当事人则说，他们是想把武器弄出去换点路费，到蒙古去搞独立运动。
大敌当前，对首谋者是不可能原谅的。城野宏下令将奈波田枪毙了。
太原执行小组撤走后，躲在山里的残留日军重新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太原街头，而且全都穿上了日军的呢子军装。军官们的呢子军装上戴的却是阎军的肩章和领章，看上去实在是不伦不类，日子一久，太原人也就见怪不怪。
这就是说，日军残留一事，在山西已经公然得到官方的许可了。
早已被解散掉的太原日军机构，又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这次取的名字叫做“战犯服务部”，这个名字不是由山西方面自取，而是根据南京总部的指示行事，而且得到了美军的批准。代表阎锡山出面领导这个服务部的是阎的外侄徐士珙，可代表日方出任服务部首脑的人却出了问题，因为继原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之后、第一四四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高级副官长恩田忠录少将等四五十名将佐，也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依照相关规定，一旦被宣布为战犯，便要立即将其抓捕关押起来。从阎锡山内心而言，他是绝对不愿意把任何一名在太原的日本将佐视为战犯的，可是不但政府已经昭告世界，而且美军新闻处还要派一个摄影队和几名记者来太原拍摄抓捕日本战犯的电影和照片。
以前澄田司令官被中国政府宣布为战犯后，因山西只有他一人，阎锡山依然让他住在工程司街七号官邸里，连关押的样子也没做一下。这次就不同了，人多了，好几十个哩，一个不抓肯定搪塞不过去，抓几个留几个也不妥，干脆就把四五十名战犯全部抓起来，集中关押在一起。
如此一来，阎锡山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委屈澄田“锒铛入狱”，与他的几十名部下同甘苦，共患难了。
在美国人的摄影机和照相机镜头下，太原抓捕日本战犯的过程做得来煞有介事。宪兵司令樊明渊亲自在精营西街宪兵队司令部坐镇指挥，戴着写有白色“宪兵”袖箍的宪兵们分成几十个小组，分头乘着大车小车前去抓捕日本战犯，然后马上将战犯送到宪兵司令部临狱，经樊明渊亲自逐一点验无误，再由看守分批送入大牢之中。宪兵们对日本战犯也毫不客气，不时声色俱厉地喝斥：
“不许说话！”
“埋着脑袋走路，不准左顾右盼！”
不仅出现在美国人镜头里的澄田睐四郎中将司令官、三浦三郎中将师团长、恩田忠录少将副官长，联队长阪井大佐等四五十名日本战犯威风扫地，这所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宪兵队监狱，也的确阴森恐怖得浑若人间地狱。
一个大房间里，排列着许多木制小格间，约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一小块地上，就要挤下十几个人，角落里还放着一个便桶，臭气熏天，红头绿苍蝇爬满了楹沿，有人一动，便嗡嗡乱飞。不仅睡不下，连坐下也要腿足交叉互垒。
给澄田、三浦等将级军官提供的监房，明显要好上许多。一个石坝子两侧，建有栉比的多排木质小监房，很宽敞，每个房间只关四人，无拥挤得不能入睡。
美国人还钻到大伙房里拍摄给犯人准备的午饭，询问樊明渊司令，日本战犯和中国犯人是否吃得一样？生活上是否会给予特殊待遇？
樊明渊说我抓大事，不管这些小事情，让看守长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
看守长信誓旦旦地说：“本所每日为犯人提供两餐，每餐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菜汤，勉强能饱，饿不死他们的。”
樊明渊也笑嘻嘻补充：“反正，中国犯人怎么吃，日本战犯就怎么吃，绝无二样。他们是打败了的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没有虐待这帮家伙，就算是以德报怨，对他们讲人道了。”
等到美国人把电影拍完，前脚离开监狱，后脚，樊明渊便用小车大车把日本战犯全部送到了杏花岭下的另一所绿树葱茏，杂花斑斓的大院。三天后，大院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上书：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
说是战犯拘留所，其实比住法国人开的复兴、日本人开的大和那样的大饭店还要舒适得多。这地儿原来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部长们的宿舍，太原高级别的洋式住宅，清一色的二层小洋楼，大大小小上下各七八间，四周还有带木栅栏的小花园。每幢楼关押两名战犯，上下各一，每名战犯配备有副官、厨师、日本女佣人，每人的生活费全部由阎锡山承担，不能说一日三餐山珍海味，至少鸡鸭兔鱼加猪肉加时鲜蔬菜是少不了的。像澄田和三浦等几名将军每人还有配备司机的家用小轿车，可见是相当的豪华。
在战犯拘留所的大门口设有值班宪兵的哨所，前来会见战犯的人必须在这里一一申报登记。而且令宪兵们深感窝囊的是，战犯们乘车进出时，值班宪兵还必须毕恭毕敬地向战犯们敬礼。
澄田常常坐自己的轿车到郊外去钓鱼，或是到河本大作家里打麻将、玩扑克。在春节宴会中，阎锡山在招待日本干部时，其座位排列的顺序照例是澄田为主宾，其次是河本大作，再次是三浦、山冈、元泉馨、城野宏、岩田清一。
今年已高寿九旬有三，身体健康，大脑灵光，每日在网上经营博客以自娱的岳翁老人，当时就在这个战犯拘留所里给日本战犯们当日文翻译（2）。
老先生在博文《我在阎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战犯拘留所的所见所闻》中写道：“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两个特殊犯人。一个为山西派遣军司令，其实我始终未见过这个犯人，也不知道其贵姓大名。另一位为三浦三郎，此人曾任日寇北平宪兵司令，为中将，后任临汾地区师团长。我与三浦三郎曾多次接触。从外表看并不像咱们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凶眉恶眼。因为已成战犯，未穿军装，略显清瘦。既然当过北平宪兵司令，一定是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虽然已沦为囚犯，但军官的架子还在。阎锡山当时对他很优待。三浦住在一个小二楼中，有司机、翻译和勤务人员。每到星期日，宪兵司令樊明渊就带着司令部内中层以上的军官与三浦联欢。当时有三个翻译，一个是三浦的翻译，一个是司令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我的工作只有两项，一就是周日上午来参加这个聚会，再有就是战犯家属到所探望时，我坐在中间，一面是战犯、一面是家属，会有一名宪兵在门口站岗。日本人多年来称中国为‘支那’，中国人为‘支那人’，有些人已成习惯，我听到这种侮辱性的称呼时，便立刻予以训斥，对方当即承认错误。有天上班之后，从代县来了四五个人，说要识别一个战犯，名为‘白阎王’，所长程绍严让我领着这个日本人在院中来回转，随便找些话闲聊，几分钟之后，将这个白某送回监房，我一进屋，这几个人很兴奋，说一点不错，就是他。不久，这位‘白阎王（白岩定夫）’就被处以极刑。”
也不知中国政府咋搞的，偏偏让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少将成了漏网之鱼。如此一来，“太原战犯服务部”的部长——领导山西残留日军日侨的最高长官——就非他莫属了。
（1）笔者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和日侨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在吉林省通化市进行武装暴动。结果被事先掌握情报的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粉碎。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当时满街都是日本人**的尸体。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剧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2）笔者注：岳翁当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八路军太行二分区情报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