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麒原本就对《中苏友好条约》中“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之类的条款有气，此刻听了心里更不是滋味，态度生硬地说：“这就是说，苏联红军既公开地支持国民党，又藏头掖尾地支持共产党。对吗？”
“团长同志，这只不过是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了避免美英帝国主义找借口在国际上孤立苏联而被迫采取的策略而已。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是一贯的，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
巩麒余怒未息：“这样的策略，我看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巴霍诺夫苦笑着耸耸肩，表示自己对这样的大事无能为力。
处在巩麒和巴霍诺夫的地位，当然不可能知道东北乃至国内国际眼下复杂的局势。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在此之前的同年二月，苏联、美国、英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为争取苏联及早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背着四大同盟国之一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把恢复俄国一九〇五年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
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被迫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苏联事前根本没有和中国共产党通气，所以共产党对该条约的内容一点也不了解。该条约是斯大林从苏联本身的利益出发，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力量估计过高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估计过低的情况下决定签订的。斯大林想通过条约来缓和矛盾，避免直接与美、英直接对抗。岂知这样做，非但没有能够缓解矛盾，反而使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条约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有权接管东北，这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坚持十四年抗战所取得的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给八路军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出兵东北，也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向日寇及其一切汉奸走狗展开全面的反攻，十一、十二两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指示冀热辽之八路军分兵三路向东北星夜疾进，配合苏军作战，迅速接管东北。
此时，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一支近万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正师行途中，浩浩****向关外扑来。
蒋介石痛失先手，急派熊式辉与蒋经国飞往长春从苏联人手里接收东北，随即又调兵遣将，借用美国军舰，将杜律明的数十万精兵强将运往东北，决不允许东北落入已抢在中央军之前出关的共产党之手。
此时的苏联人则是左右为难，从意识型态和感情上，他们也的确更愿意把东北交到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但是，刚刚同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里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份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条约中的“中国”，当然不是尚在指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人，而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后面还有美英诸强，所以苏联人也不敢公然践踏国际准则。虽然为难，但眼下的东北毕竟掌握在苏联人手里，强权面对公理，毕竟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苏联人此时的策略就是，对国民党一个字“拖”，对共产党则是允许存在，暗中支持。
所以，巩麒、巩麟、周吉平、于学渊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战友时阴时晴时热时冷的变脸术大伤脑筋，却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
3
为了帮助“八路军龙江支队“，巩麒把住在“圣·彼德堡大酒店”的黎枫平的一营和住在附近日本小学校里的二、三营全部派出去了。可是，只有二营和三营顺利完成了任务，他们总共征收了七辆大卡车，还有两辆日本医院的救护车，全部装满了面粉和玉米粉。作为全团绝对主力的黎枫平的一营既没弄到一辆车也没弄到一粒粮，却立了一个大功。他们稀里糊涂地闯到了白俄聚居的彼德大街上，阿诺高列走到这里惊奇得瞪大了眼睛，对黎枫平说：“我简直像是回到了沙皇时代，看看，留着大胡子的马车夫身穿紧腰长礼服，驾着马车隆隆驶过；街上一群群小孩穿着旧俄时代的学生制服；绅士们戴着圆形小礼帽；裹在黑色长袍里的神父们对着教堂的圆顶做祈祷。这些他妈的家伙全都是我们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我们还到哪儿去找车，见车就抓！”
一家门脸儿很气派的商店门前正好停着一辆大卡车和一辆运货车，黎枫平和阿诺高列立即带着战士们赶上前去。没想这时候二楼上突然响起枪声，一名战士倒了下地。
敢向苏联红军开火，这还了得！不是他妈的活腻了吗！
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战士们立即按照战斗队形展开，有的迂回包围，有的攀房爬屋，冲锋枪机关枪“哒哒哒哒”向着那屋里的人影儿不歇气地狂扫。
这时，一辆俄式马车正从市中心花园广场方向轰隆隆驶过来，刚拐过街口，车上的乌尔绍夫听见猝然响起的枪声，撩起窗帘往外看了看，神色大变，赶紧喝叫车夫掉转马头，狂奔而去。
躲在商铺楼上的袭击者仅有手枪，哪儿招架得住，黎枫平率领战士们片刻工夫就冲进去将袭击者一网打尽。
原来，乌尔绍夫通知了二十来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白俄正准备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量红军进城以后如何进行地下武装抵抗。放哨的人突然看见全副武装的红军跑步前来，以为是事情败露，红军闻讯赶来抓人，惊骇之际就开了枪。
黎枫平和阿诺高列把十四个活着的白俄押往酒店。一听汇报，巩麒和巴霍诺夫立即亲自将白俄押往卫戍司令部。
这是龙江城中第一起胆敢公开向苏联红军开枪的反革命案件，勃斯沃尔夫将军极为重视，亲自组织力量突击审讯俘虏。获取的口供令将军热血沸腾兴奋不已，臭名彰著罪恶累累的阿尔莫·克什科夫竟然从海拉尔逃到了龙江，而且还在几天以前率领残存的上千名“克什科夫部队”的哥萨克骑兵开上牯牛岭要塞，妄图阻挡红军的钢铁洪流。
将军立即抓起电话，向占领龙江的所有部队下达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命令，要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尽快把克什科夫送到自己跟前。
勃斯沃尔夫将军非常清楚，对苏联人来说，抓住臭名昭著的克什科夫将军，远比占领一座小小的龙江城的政治意义更为重要。自从前沙皇俄国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一九一九年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击毙后，谢苗诺夫便继任为新的白俄领袖，这么多年来，克什科夫就是谢苗诺夫手下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的统帅，靠着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克什科夫在海拉尔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率领哥萨克骑兵频繁地过境烧杀掠抢，让苏联老百姓在边境上无法生存，最高统帅部针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修建的许多重要军事设施也屡遭破坏。如今，住在大连夏家河子的谢苗诺夫已经被苏军突击队从天而降生擒回国，他要能在龙江抓住克什科夫，那就是为苏维埃祖国立下的一桩旷世奇功！
将军向占领军下达了抓捕克什科夫的命令后，随即又下了一道命令，将十四名白俄押到庭院上枪毙。
印着克什科夫照片的悬赏通缉令极快地贴在了龙江市大街小巷的墙上——“老毛子”真他妈舍得啊，不用东北通卷，也不用苏联卢布，赏的是五万块叮当响的大洋！一支支清剿队伍立即组织起来开往乡下山区。不单是苏联人、蒙古人，徐汉骧领导的“光复军”与巩麟领导的“八路军龙江支队”，也都奉苏军卫戍司令部之命，派队伍下乡剿匪，搜捕克什科夫。
为了确保能抓住克什科夫，勃斯沃尔夫将军还采取了一个“以夷以夷”的手段，强征一批住在龙江城里的俄罗斯人随清剿军下去——他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协助清剿军指认抓捕克什科夫。
这样一场大搜捕立即形成了一场对白俄的大清洗。
巩麒和巴霍诺夫接到抓捕克什科夫的命令后，他俩同时想到的第一个清洗对像，就是他们“下榻”的圣·彼德堡大酒店的白俄老板。
老板乌尔绍夫一家住在酒店后面一所单独的花园小楼里。黎枫平率人将小楼围得像铁桶一般。就在士兵们将乌尔绍夫带出屋子里，从里屋跌跌撞撞地追出一位姑娘，向巩麒和巴霍诺夫苦苦哀告：“求求你们，不要抓我爸爸呀！他早就残废了，现在是一个商人，早就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
军人们全都惊呆了——这是一个美丽得令所有男人目瞪口呆的姑娘！
巩麒不为所动：“我们是奉命行事。”
“可是，你们住在我爸爸开的酒店里呀，让他为你们服务不好吗？要是没有爸爸，伙计们会散，酒店也会垮的呀！”
巩麒嘴巴一张正要下令将人带走，巴霍诺夫低声说：“团长同志，我们可以把他监视起来，这么个瘸了条腿的老家伙，他还能跑得了？没有了老板，伙计们真要散了，让谁每天给我们做好吃好喝的？”
政治委员这么一说，黎枫平也就拿出长官的派头训斥道：“老家伙，你给我听好了，老老实实地为我们红军服务，胆敢和反动白俄勾结捣鬼，我枪毙了你！”摆摆手说：“好吧，那就听政委的，暂时饶你一命。”
第二天上午，瘸了一条腿的乌尔绍夫拄着拐杖亲自在大门前吆喝着，招呼几个工人把老招牌摘下来，换上了一块写着“莫斯科大酒店”的崭新的灯箱式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