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財政大臣忽然打断，声音乾涩：“首相，財政部刚才接到报告，过去七十二小时，资本外流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主要流向是瑞士和几个中立小国，但就连瑞士那边也传来消息，他们的银行系统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內政大臣紧接著开口：
“伦敦警察厅报告，针对议员和高阶公务员的威胁信和骚扰事件激增。
部分警员拒绝为『特定名单上的人物提供安保，理由是『道德衝突。”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这不是制度崩溃，这是人心散了。
当每个人都开始用“那个標准”审视自己和他人，当恐惧和猜忌成为常態，政府的齿轮就再也咬合不上了。
首相张了张嘴，想说些提振士气的话，最终只无力地挥了挥手：
“会议……暂时中止。各部维持最低限度运转。”
他起身离开，背影有些佝僂。
走廊里，他听见两个文秘在低声交谈，內容是关於某个刚刚辞职移居海外的常务次官。
他没停下脚步，只是心里明白：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行政体系，正在从內部开始锈蚀。
类似的场景，在巴黎、柏林、罗马、渥太华……不同程度地上演。
政府並未被武力推翻，法律条文依然印在纸上。
但执行法律的人，要么陷入自我怀疑，要么忙於自保或逃离。
许多日常决策被搁置，跨国协作项目停摆，外交照会石沉大海。
一种奇异的“怠政”氛围瀰漫开来——不是罢工，不是抗议，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无力感和不確定感。
精英的逃亡潮进入了新阶段。
早期只是富豪和政要利用私人渠道离开。
现在，扩散到了中高层技术官僚、企业核心管理层、学术界顶尖人才、甚至部分司法系统人员。
他们不一定都有高额的“罪恶值”，但恐惧不分大小。
有些人只是担心被牵连，有些人则是看清了风向——旧秩序的保护壳已经碎了，留下来可能意味著要面对一个他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对抗的新规则。
航班、私人飞机、邮轮、甚至偷渡船，所有能离开的渠道都挤满了人。
目的地五花八门：南太平洋岛屿、南极科研站、格陵兰的偏远小镇，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几个还有能力发射火箭的基地——拜科努尔、卡纳维拉尔角、库鲁。
天星城的居住空间和资源早已严重超载，但人们还是疯狂地涌向那里。
哪怕知道那里可能也不再安全，但“离开地球”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层虚幻的心理屏障。
世界像一艘正在缓慢倾斜的巨轮，船上的人爭先恐后地想挤进那几只看上去最结实、但也可能最先被浪打翻的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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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京都。
周卫国面对的不再只是国內重建的报告，还有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信函。
这些信函並非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各种隱秘或半公开的途径送达。
有些来自某个小国的流亡政府，有些来自跨国企业联盟，有些来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甚至还有一些，落款是某些国家部分尚未瘫痪的地方政府或军区。
內容大同小异：请求东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秩序维护指导”或“直接介入”。言辞恳切，甚至卑微，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