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放下雷射笔，屏幕上是世界地图，大片区域標著刺眼的红色和橙色，
“米国联邦机能基本瘫痪，实质分裂。
欧洲陷入社会运动和合法性危机。全球主要航运、金融网络出现严重梗阻。
超过十七个国家或地区，向我们发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希望我们介入『维持秩序的请求，或者说是……求救。”
一个戴著眼镜的政务委员，以前是大学歷史教授，声音有些乾涩：
“我们……我们自身重建刚起步，哪有余力管全世界？”
“不是管。”
周卫国纠正，声音沙哑，
“是应对。世界乱了，东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难民潮、跨国犯罪、经济衝击……很快就会波及我们。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眾人，
“『那位的態度。我们是他目前唯一认可的『秩序执行者。
外面乱了，我们若完全袖手旁观，是否符合『建立新秩序的初衷？会不会让他认为我们……不堪大用？”
这话很重。
会议室一片寂静。
“可我们怎么管？”
一位军区司令皱眉，
“派兵？我们没有全球投送能力，就算有，以什么名义？去了听谁的？当地法律都失效了，我们的兵难道用《新生条例》去抓人？”
“援助呢？”
另一位委员试探，
“粮食、药品、基础物资。至少先稳住最糟糕的地区，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全面爆发。”
“援助给谁？”
陈明远反问，
“给那些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瘫痪的政府？还是给街头自发的组织？物资怎么分配？谁去监督？会不会反而加剧爭夺和混乱？我们送去的粮食，很可能变成当地武装团伙火併的诱因。”
又是一阵沉默。
问题太多，答案太少。
周卫国缓缓开口：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去接管全世界。那是旧时代的霸权思维，也远超我们的能力。
但完全不管，是鸵鸟政策。”
他手指敲了敲桌面，
“我们需要定几条原则，非常明確、非常有限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