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天空阴沉。飞机降落在昭通机场时，正下着小雨。当地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叫杨雪的乡村教师，三十出头，曾在城市做过音乐编辑，因父亲患病辞职返乡任教。她带着叶明一行穿过泥泞山路，来到一所只有两间教室的小学。
礼堂里，孩子们早已排排坐好。墙上贴着手绘的歌词卡片，《不说谎的人》旋律从一台老旧音响中流淌而出。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唱副歌部分，声音清亮却微微发抖。唱完后，他低头搓着手说：“老师说这首歌讲的是勇敢，可我以前都不敢举手回答问题……但现在我想试试。”
叶明蹲下身，问：“为什么想试了呢？”
孩子抬起头，认真地说：“因为歌里那个人，也没人信他，但他还是说了真话。我也想当那样的人。”
那一刻，叶明觉得胸口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
当晚，他们在村民家中借宿。夜里停电，大家围坐在蜡烛旁吃饭。杨雪忽然说起一件事：去年冬天，有家公司来村里谈“公益捐赠”，承诺建一座现代化电影院，条件是所有师生必须参加他们组织的“爱国影视教育周”，观看指定影片二十部，其中包括七部从未在公共平台上映过的内部宣传片。
“他们带了合同，让我们签字按手印。”杨雪苦笑，“我说不行，孩子们需要看的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别人替他们选好的画面。结果第二天，项目就取消了。”
叶明静静听着，忽然明白了什么。
真正的控制，从来不只是封锁作品，而是塑造认知。让你以为某些话题“本就不该提”，让你习惯于接受安排好的叙事，久而久之，连质疑都成了奢侈。
回到城市后，他立即修改了《条例》草案，在第五章新增一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资助、捐赠、合作等形式变相实施内容审查或意识形态绑定，违者视为侵犯创作主权。”
与此同时，《山河故人?续篇》正式获得广电总局立项批复。审批意见栏写着：“题材敏感，需严格把握尺度。”??这是近年来极少数未被要求提前送审剧本的同类项目。
林晚秋得知消息时正在剪辑室工作。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桌上那台老式胶片放映机，那是她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曾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家国营电影厂。
“你觉得我们能放多久？”她忽然问叶明，“如果有一天，他们又把我们的片子禁了怎么办？”
叶明看着她，轻声说：“那就让更多人记住它的样子。把它刻进硬盘，传上网盘，印成书，写成歌，讲给孩子听。只要还有人在讲，它就永远活着。”
一周后，“创作者证言计划”首期上线。首批十八位讲述者中，有一位已故导演的妻子，她拿出丈夫临终前烧毁的最后一个剧本残页；有一位纪录片摄影师，展示了自己在边境地区拍摄时被没收的存储卡碎片；还有一位编剧，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迫将主角从“揭黑记者”改成“热心市民”。
每一段音频发布，都伴随着数万条评论。“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坚持。”“我以为只有我被威胁过。”“谢谢你们说出来，我现在不怕了。”
舆论再度升温。
十二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影视创作权益保护法》立法议案，附议材料长达一百三十七页，包含联署名单、案例汇编、国际比较研究及公众问卷调查结果。其中一项数据显示：超过83。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存在隐性censorship”，76。2%支持建立独立申诉机制。
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宣布，将该项目纳入年度重点课题支持范围。
而就在所有人以为局势渐稳之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悄然酝酿。
某国际财经媒体发布深度报道，援引匿名信源称：“叶明实际控制的基金会涉嫌通过离岸账户接收外国政治团体捐款，用于资助具有颠覆倾向的文化项目。”文章配图是一份所谓“资金流向图”，标注着数十笔跨境转账记录。
国内社交平台瞬间炸锅。支持者怒斥这是赤裸裸的抹黑，反对者则高呼“查他！”、“别让汉奸披着理想的外衣搞乱文艺界！”
压力如山崩般压来。
证监会突击检查“光年计划”关联基金账目；银行冻结两项专项拨款；三家主流视频平台下架所有与叶明相关的访谈节目；甚至连他母亲所在的社区居委会都派人上门“了解情况”。
最艰难的那个晚上，叶明独自坐在办公室，看着窗外漆黑一片。手机不断震动，全是团队发来的危机应对方案。但他一个都没看。
他知道，这次不一样。这不是简单的舆论战，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构陷。只要他稍有不慎，十年努力将毁于一旦。
就在凌晨两点，门被轻轻推开。
林晚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