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日记》：
新的思维方式已经触动了土著精英的神经，看来具备实施大规模思想实验的基础。
借由“财经会”的平台和“苏轼”的影响力，我将进一步挑战朝廷的防守底线，看看改革是否有自上而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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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一番，李长安让钱韦明赶紧搬回太学，趁机炒热事态，把新的研究方法传播开去。
“那我留下一个兄弟，万一有事，也好有个递信儿的。”钱韦明还是有点良心的。
留下一个最小的，韦明把韦汉、韦唐、韦元带走了。
钱家家大业大，汴京城里不单有宅子，还有商铺和酒楼。他们安顿了住处，就直接杀到了太学。
此时，太学也正热闹。
人们议论纷纷，说钱氏韦明还没考上进士就四处讲学，这是要走江西王安石的路子。
大家伙羡慕异常，到底是家学渊源，拿出点东西来就能惊世骇俗。
文章传播的很快，连学正手里都有一份。
这种纵向对比，横向解剖式的数据分析，已经超出了大家以往研究经义的惯常思维。
宋人是喜欢求新求变的，一种新的思路出来，大家也想借鉴，然后搞点自己的研究成果。
文人想要在圈子里立足，有几条道路可选。
其一，天生奇才，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一般。你写个诗、作个词，能受万人追捧。
其二，你懂经义，不但会考试，还会辩经，能像章惇、周敦颐、王安石那样，写一部自己的四书新解。
这两个方向极其艰难，一个是生下来有就有，另一个是别人说你有你才有。
还有第三个方向，就是谁能创新性的发表出来治世之良策。
从国朝第一位宰相赵普开始，宋代的相公就必须是搞治国的战略家。登台拜相的前提，那就是能写一份让皇帝和朝廷重臣都非常认可的“某某疏”。
比如范文正公的《答手诏条陈十事》、韩琦的《论备御七事奏》、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现在，钱韦明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咱不能直接大而全的写一份治国方略来一步登天，不等于不能在某一个小领域有独创成果。
一篇文章不够，那就两篇、三篇、五篇、十篇。
积少成多，到时候自己的思想传播开，朝廷还能不舍一个侍郎的位置安置自己么。
读书求学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做官。
科举难考，要没有恩科两三年不一定开一次，中榜的名额也才一二百个。
能靠名声地位直接做官，还考什么进士啊。
大伙正兴致高昂的时候，钱韦明带着自己的三个兄弟，迈进了太学的大门。
“来了，来了！钱师来了！”
学正哑然，啥玩意啊，这就叫上钱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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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光着膀子奋笔疾书，正在写一篇新的论文。
既然大宋遇到了财政危机，那就得好好给他们上一课，讲讲田税财政的根本问题——土地产能。
别看从春秋时期就有大司农这个官职，从秦国就有了专门的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