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盘磁带，脑海里却浮现出田姓老人说的话：“风会吹种子。”当时我以为那是隐喻，现在才明白??那是暗号。
“七件载体……”我喃喃，“我们得找。”
“你知道从哪开始吗？”她问。
我点头。“第一件，收音机。1976年底，昆仑基地配发过一批红灯牌半导体，专供高级技术人员收听内部广播。其中一台，编号RD-7693，被登记在董明远名下。”
“董工？”朱韵眼睛一亮，“他家还在兰州吗？”
“去年查过户籍资料，他儿子董志远住在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老家属院。房子一直没拆。”
“明天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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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们站在了董家门口。
那是一栋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皮剥落，楼梯吱呀作响。敲门良久，才有个中年男人开门，满脸警惕。
“你们是谁？”
“我们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我说，“想请教您父亲的一些事。”
他皱眉：“又是来写书的？我爸临终前烧了所有笔记，别指望捞材料。”
朱韵温和地说：“我们知道您父亲承受了很多。但我们找到了新的证据，证明他当年是对的。”
男人愣住，眼神动摇。
我递上打印的《昆仑阴影名录》复印件，在“董明远”名字旁标注着：“因拒绝签署虚假点火报告，于1977年8月隔离审查，1978年3月释放，健康严重受损。”
他手指颤抖。“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来自地下掩体。”我说，“林知远老师留下了忏悔录音。他告诉我们，您父亲从未屈服。”
男人忽然转身走进里屋，许久才回来，手里拿着一台老旧的红灯牌收音机，外壳斑驳，旋钮缺失。
“这是我爸最后一件东西。”他说，“他走前说，‘这机器听着不对劲，像是被人改过电路’。我一直当遗物留着。”
我们小心翼翼拆开外壳。在主板背面，一层绝缘胶下藏着微型蚀刻芯片，铭文清晰可见：**YUAN-7-A1**。
“第一段代码……找到了。”朱韵轻声说。
董志远看着我们，忽然问：“你们打算怎么办？把这些都公开？”
“一部分。”我说，“更多是要让科学回归本来的样子??诚实、敬畏、不跪着走路。”
他沉默片刻，点点头：“我爸要是知道今天有人还在找真相，大概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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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我们按线索逐一追踪其余六件载体。
第二件在内蒙古某废弃雷达站，原属气象监测部队。当我们赶到时，发现建筑已被地产商圈地准备开发。连夜潜入后，在雷达终端的存储模块中提取到**YUAN-7-B2**代码段。同时，在控制台下方发现一张泛黄纸条：“勿忘赤诚。??Z”。
第三件藏在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原为李允明办公室藏书，后流入旧书市场。辗转多地，最终在一位退休教师家中寻获。书脊夹层里的微缩胶卷记录着**YUAN-7-C3**，并附有李允明亲笔批注：“此路可行，唯需光与勇者同行。”
第四件最难寻。那辆吉普车曾配属昆仑基地运输组，退役后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沿档案追查三年去向，终于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一个牧民家中发现残骸。发动机早已报废，但在点火线圈内部，我们找到了嵌入的金属箔片，刻着**YUAN-7-D4**。牧民说：“这车救过我们全家命，暴雪夜发动不了别的，就它还能点着火。”
第五件是电话交换机，原装于国务院科技办保密通讯室。机构改革后设备拍卖，流落至河北一个小县城邮局。我们以“历史文物征集”名义申请调阅，竟真在一堆报废器材中发现了它。拆解后获取**YUAN-7-E5**，并意外恢复一段通话录音片段：吴世勋下令：“所有涉及冷核聚变的通信记录，一律物理销毁。”
第六件唱片，是1977年国庆晚会录制的一张黑胶，曲目为《东方红》交响乐。据档案记载，该唱片曾赠予多位外国使节作为外交礼品。我们通过文化部老干部牵线，联系到一名收藏家，对方起初不愿割爱，直到看到林知远的录音文字稿。感动之下，允许我们借用一周。用高精度扫描仪读取沟槽震动波形，成功解码出隐藏信息：**YUAN-7-F6**，以及一句摩斯密码翻译而成的话：“种子已播，待春而发。”
最后一块，建筑图纸。经查证，YUAN-7装置的部分结构设计曾伪装成“高原气象观测站”图纸对外报批。这类文件分散在全国十余个设计院。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逐份比对笔迹、材质与年代。最终在成都一家老设计院的地下室，从一堆即将销毁的蓝图中，找到了那份带有特殊经纬标记的图纸。扫描后生成三维坐标，指向青海湖西北角一处无人区??那里，正是当年秘密试验场的备用选址。
七段代码全部集齐。
回到北京当晚，我们将数据导入加密服务器，启动还原程序。随着进度条缓缓推进，一个完整模型逐渐浮现：球形反应腔、量子约束磁场环、氢同位素注入路径、能量转换矩阵……每一个参数都精确到小数点后八位。
“这不是理论构想。”朱韵盯着屏幕，呼吸急促，“这是可以直接投入制造的工程蓝图！”
我打开李允明当年的评估报告影印件，上面赫然写着：“若按此模型建造，首台机组可在五年内建成，发电成本仅为燃煤电站的120，且零碳排放。”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低声说，“他们不是做不到，是不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