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他鼓起勇气，指着一份关于在辽东增设府县的文件，问负责用印的官员:“此地原为女真各部游猎之所，设县管理，是否会激起边衅?”
那官员先是一愣，随即恭敬而疏离地回答:“回陛下，此乃内阁及枢密院经过详细论证之决策，旨在巩固边疆，开发资源。具体军务、政务，自有相关部门负责，陛下不必劳心。”
泰昌帝默然，那一刻，他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个帝国真实权力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就像这紫禁城里的珍贵陈列品，被精心供养，严密看守，唯一的职责就是“存在”，并在必要的庆典上，穿上龙袍，接受万民的朝拜，证明这个国家依然姓“朱”。
而真正的权力中心，早已转移到了首辅府邸以及与之相连的新建“内阁大厦”和“枢密院大楼”里。
那里，灯火通明，电报声此起彼伏，穿着新式制服或西式服装的官员们行色匆匆，处理着从全球各个殖民地、海军基地、工业区发来的海量信息。
苏宁深知，仅靠政治结构的改造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能够自我维持和强化的体系。
大力推行“新学”，在全国各地兴建“官立学堂”，课程除了传统经义，更注重算学、格物、地理、历史尤其是世界史和近代史以及“公民常识”。
教材由内阁下属的“学部”统一编纂，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宪政精神”以及首辅苏宁的“匡扶社稷之功”。
潜移默化中，一代对新朝廷和苏宁个人充满忠诚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在成长。
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建立起来。
“大明皇家航运总公司”、“大明钢铁联合体”、“南洋资源开发公司”等巨无霸企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它们的利润，一部分充盈国库，支撑新政和扩张，另一部分则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流入以苏宁为首的利益集团手中。
工商阶层与新政体深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京报》、《大明公报》等官方背景的报纸开始发行，传递朝廷政令，宣扬国家成就，引导社会舆论。
任何对改制和苏宁地位的公开质疑，都会在这些媒体上消失，并被斥为“顽固守旧”或“居心叵测”。
泰昌十年的元旦大朝会，场面空前盛大。
来自本土行省、南洋宣慰司、东瀛布政使司、乃至新大陆“新宁府”、“安远城”的代表，齐聚紫禁城，向端坐于上的泰昌帝和立于御座之旁的苏宁行三跪九叩大礼。
龙椅上的泰昌帝，面容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符合礼仪的微笑，熟练地说着由皇室事务局准备好的祝词，褒奖臣工，勉励来者。
他的动作标准，语气适中，完美地扮演着“国家象征”的角色。
而苏宁，则接受着百官和使节们更为热烈、更具实质性的敬意。
他虽仍称“臣”，但所有人都明白，他才是这个横跨两大洋的庞大帝国真正的舵手。
朝会结束后，泰昌帝在太监的簇拥下返回深宫。
独自走在长长的宫道上，背影在巍峨宫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孤单。
偶尔会抬头，望着被宫墙切割成四方形的天空，眼神深处，有一丝被深深掩藏的落寞，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
至少，他不必再像他的祖父万历皇帝那样，夜不能寐，与权臣进行那令人心力交瘁的博弈了。
而在内阁大厦的最高层，苏宁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正在急速近代化的京城。
远处，工厂的烟囱依旧林立，火车站的汽笛声隐约可闻。
泰昌帝的亲信在一旁汇报:“首辅，关于设立‘澳洲探险与殖民公司的计划书已经草拟完毕;通往欧洲的苏伊士地峡开凿计划，工程师团队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耗资巨大;还有，咨政院部分议员提出，希望能明确皇位继
承’也需经由咨政院审议备案……………”
苏宁微微颔首，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西方，那里是欧洲列强纷争的舞台。
“这个世界，还很大。”他轻声说道，语气中听不出喜怒，只有一种掌控一切的平静，“大明的路，还很长。”
紫禁城的金瓦依旧在阳光下闪耀，但它已经不再是这个帝国的唯一心脏。
一个以首辅为核心，以内阁为大脑，以新军为拳头，以全球殖民地和工商业为血脉的全新巨人，已经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准备着下一轮的扩张与征服。
皇权，成为了这个巨人胸前一枚古老而华丽的徽章，仅此而已。
泰昌帝朱常洛在龙椅上坐了十余年，从一个怯懦的少年，长成了一位表面温顺，内心却日益煎熬的青年君主。
尽管他自幼被教导要顺从，要安分守己，但流淌在血液里的朱家血脉，以及深宫中偶尔听闻的、关于父皇万历死因的隐秘低语，都像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