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哀悼之年。
江成身上的钢笔多了一层意义，但他并不希望多这一层意义。
说实话，江成穿越的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年代老一辈人的事情。年轻人大多想着如何潇洒玩乐，连自己年代。。。
夜雨初歇，山雾如纱。林晓雨站在纪念馆后院的老槐树下，仰头望着那株十瓣水晶兰。第十片花瓣依旧空白，却在晨光中微微颤动，仿佛有风穿过它未曾命名的记忆。她知道，那不是等待，而是邀请。
她已不再频繁出入地下室。手稿埋了，钥匙交给了村小学最沉默的那个女孩??十二岁，总在作文里写“我没事”，却在美术课上把整张纸涂成黑色。林晓雨没问她为什么，只是把钥匙放在她掌心，说：“等你想说话的时候，再打开。”
这些年，静观社像野火般蔓延。从南疆的小教室，到北方工业老城的地下酒吧，再到沿海高校宿舍楼顶的天台，无数个“静观角”悄然成立。它们没有统一标识，不注册社团，也不接受资助。参与者彼此未必相识，却在某个深夜，因一句“我可以写下最坏的想法吗？”而产生共振。
林晓雨偶尔会去不同的城市走一走。她不再穿白大褂，也不再自称什么“传承者”。她只是个背着帆布包的女人，头发扎得松散，脸上有了细纹，眼神却比十八岁时更沉静。她在成都一家咖啡馆听见两个年轻人低声争论：“你觉得承认自己抑郁很丢脸吗？”在武汉地铁站看见母亲抱住嚎啕大哭的女儿，轻声说：“妈妈也经常想躲起来哭。”在深圳某科技公司茶水间，她无意听到工程师对同事说：“我昨天崩溃了三回，但我觉得……还好。”
这些话本该微不足道，可她每次听见，胸口都会发烫。
她开始记录。不是用笔，而是用耳朵。她随身带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磁带是手工压制的，外壳刻着一行小字：“允许存在，无需解释。”她录下雨声、孩子的梦呓、老人咳嗽后的叹息、恋人分手前最后一句“谢谢你爱过我”。她把这些声音存进一个铁盒，埋在屋后山坡。她说，这是新的手稿。
直到那个台风将至的傍晚，她收到了一封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
信纸很薄，像是从医院病历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歪斜，墨水被水渍晕开，但仍能辨认：
>“我看了三年《静观协议》，每天睡前读一遍。
>我告诉自己：你可以难过。
>可我还是杀了她。
>不是用刀，也不是毒药。
>是我说‘别哭了’，是我说‘这没什么大不了’，是我一次次打断她说话，然后转身刷手机。
>她跳下去那天，穿着我送她的红裙子。
>警察说她留了遗书，上面只有一句话：‘我想说完一句话，都没人听。’
>我现在每晚都坐在阳台，等着有人来问我‘你还好吗？’
>可没人问。他们都觉得我‘挺过来了’。
>林老师，你说悲伤可以存在，那我的罪呢？
>它能不能也存在？”
信末没有署名，只画了一朵花，五片花瓣，其中一片断裂。
林晓雨读完三遍，才发觉自己跪在了地上。窗外雷声滚过，雨水顺着屋檐砸落，像无数人在敲门。
她没有回信。但她做了一件事??她联系了全国二十一位曾参与静观社的志愿者，发起一项名为“倾听者计划”的行动：招募并培训普通人，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提供纯粹的倾听服务。不建议，不安慰，不评判，只说一句：“我在听。”
第一场活动在重庆某社区中心举行。十七个房间，十七盏灯，十七张椅子面对面摆着。报名的人远超预期。有失业青年，有刚做完化疗的病人，也有穿着西装、领带松垮的中年男人。他们坐下来，看着对面陌生人的眼睛，开口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其实……我一直没跟谁说过。”
三个月后，数据统计显示，参与过一次“倾听对话”的人中，83%表示“感觉自己被真正看见了”，67%在之后一周内主动向亲友表达了长期压抑的情绪。更令人意外的是，多地心理咨询热线接通率下降，但自杀干预成功率上升??因为更多人选择在情绪崩塌前开口。
林晓雨知道，这不是治愈，是松绑。
可就在这股微弱却坚定的暖流蔓延之际，一股寒意悄然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