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运气真好，曹导现在的剧本角色，多少人想演，也没这个机会呢。
这《我们生活在南京》还没下映，曹导又给你个主角演，多少人得羡慕死。”
于东捧了下陈道民，凑过去想要看一眼曹忠的剧本。
。。。
风从窗缝钻进来，翻动《守界人》的纸页，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催促。曹忠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仿佛它们是从冻土里长出来的，带着雪水和铁锈的味道。他起身走到墙边，取下那封青海老人的信，轻轻抚平褶皱，重新钉好。三封信并排挂着：一封来自玉树，一封是卓玛母亲寄来的感谢卡，还有一封没有署名，只写着“一个曾想跳楼的抑郁症患者”。每一封信都像一块界碑，标记着他这几年走过的路。
他坐回桌前，打开电脑，调出《守界人》初稿。这不是一部容易拍的片子。边境线绵延数万公里，国界碑散落在雪山、戈壁、沼泽与密林之间。守护员大多是退伍军人或当地牧民，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外人，通讯靠对讲机，补给靠巡逻车半年一趟。他们每天擦拭界碑，记录天气，上报异常，生活单调得近乎凝固。可正是这种凝固，让曹忠觉得震耳欲聋。
“你真打算去岗嘎南坡？”赵海城第二天打来电话，语气比昨天更沉，“那边海拔五千米，全年无夏，冬天零下四十度。上个月还有两名边防战士因雪崩失联。”
“就因为那里最难去，才必须有人去看看。”曹忠说，“你知道吗？岗嘎南坡的界碑编号是‘中尼7号’，立于1961年。六十多年来，只有七个人轮流守过它。最长的一位待了十八年，直到肺气肿发作才被抬下山。他临走前最后一句话是：‘别让碑上的字生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景田能去吗？他现在……”
“他已经答应了。”曹忠望向门口。景田正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抱着录音设备，脸上戴着墨镜，指尖轻轻滑过盲文笔记本边缘。自从《听见光》完成后，他的视力进一步衰退，医生说最多再两年就会完全失明。但他拒绝退休，坚持要跟组。
“他说要用耳朵记住国境线的声音。”
拍摄筹备用了三个月。团队精简至十二人：导演曹忠、副导赵海城、摄影师老周、录音师小林、医疗顾问李昭、灯光师阿杰、场务王磊、翻译扎西顿珠（他主动请缨）、编剧兼观察员景田，以及三位随行安保人员。装备清单长达二十页，从高寒睡袋到卫星电话，从便携式制氧机到抗高原反应中药包。最特别的是，他们定制了一套“声音地图系统”??由景田设计，通过定向麦克风采集不同地形下的自然声波，最终合成一段贯穿全片的环境主旋律。
出发那天清晨，北京下了第一场春雪。机场候机厅里，一群小学生举着横幅送行：“曹叔叔，替我们看看祖国的边界！”有个小女孩跑上前，塞给他一个手工编织的红绳结：“这是我奶奶教我的，她说系上它，就能平安回来。”
飞机落地拉萨后，换乘军用越野车北上。越往西行，天地越空旷。荒原如铁，山脉如刀，天空低得仿佛伸手可触。沿途偶见牦牛群缓慢移动，像大地呼吸时起伏的绒毛。第三天傍晚，车队抵达岗嘎哨所??一座建在风口的小屋，外墙刷着褪色的国旗图案，屋顶架着太阳能板和一根歪斜的天线杆。
迎接他们的是现任守护员格桑多吉，四十五岁，藏族，左耳缺了一角，是早年巡逻时被冻掉的。他不说话，只是默默接过行李，领他们进屋。屋里陈设极简：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两个柜子、一台老式收音机。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所有国界线都被描成红色，而岗嘎南坡的位置，被人用铅笔圈了又圈。
“你们来得正好。”格桑坐下，倒了一碗酥油茶，“昨晚风太大，7号碑附近的雪崩把巡路线埋了。我本来打算明天独自挖路，现在有帮手了。”
“太危险！”李昭立刻反对，“您一个人不能冒险！”
格桑笑了笑：“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不是一个人。我每天都会对着界碑说话，它听得懂。”
当晚，众人围坐在火炉旁，听格桑讲述过去。他说起前任守护员老杨??那位守了十八年的老兵。老杨不爱说话，但每晚睡前都要用布条蘸酒精擦一遍界碑上的“中国”二字，哪怕外面暴风雪肆虐。有一年春节，补给车被困在路上，整整一个月断粮。老杨靠吃雪和煮皮带撑下来，却仍坚持每天三次巡查。最后被人发现时，他已经昏迷，怀里紧紧抱着那块擦得发亮的布条。
“他说，只要碑干净，国家就在。”
第二天一早，剧组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留守哨所拍摄日常，另一部分随格桑前往7号碑。山路艰险，积雪齐腰，每走一步都像在对抗整个冬天的重量。景田由小林搀扶，走得极慢，但始终没喊累。途中休息时，他摘下耳机，轻声道：“你们听……风在拐弯。”
众人静下来。果然，风穿过岩缝时发出奇异的颤音，像是某种古老乐器的试奏。
“这是天然的共鸣腔。”景田掏出录音笔，“如果把这段录下来，配上心跳节奏，就是整部电影的主题动机。”
终于抵达界碑。7号碑矗立在裸露的岩石平台上，高约两米，花岗岩材质，正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背面是尼泊尔文对照。尽管风雪常年侵蚀，字迹依旧清晰，显然是被无数次擦拭的结果。
曹忠让老周架好机器，准备拍摄格桑清扫的过程。镜头中，这位汉子跪在雪地里，用一把旧牙刷一点点清理缝隙中的冰碴。动作轻柔，如同对待熟睡的婴儿。当他抚摸到“中华”二字时，手指微微颤抖。
“爸爸，你在哪座山上？”突然，对讲机响起稚嫩的声音。
格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丫头，我在最靠近星星的地方。”
那是他女儿，住在日喀则的母亲家。每周六早上八点，父女俩会通过对讲机通话十分钟。信号不稳定，常常中断，但他们从未放弃。
这一幕被完整收录进素材库。当晚剪辑时，景田提议将这段对话作为画外音，搭配黑屏画面，只留风声与电流杂音。“观众不需要看见他们，只需要听见那份等待。”他说。
拍摄进入第二周，天气骤变。一场强冷空气席卷高原，气温跌破零下三十八度。哨所停电，取暖设备停摆，连饮用水都被冻结。更糟的是，景田突发急性青光眼，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几乎无法行走。
“必须送医！”李昭坚决要求。
“不行。”景田躺在行军床上，脸色苍白，“我知道自己的身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让我留在这里……至少能听见。”
曹忠蹲在他床边，握住他的手：“你说，怎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