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儿子。”她说，“三十年前被抓走，罪名是‘散布谣言’。其实他只是在酒桌上说了句：‘当年饿死那么多人，难道上面真不知道？’就被举报了。后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在某个劳改农场做苦工。我没证据，也不敢查。档案局的人说‘查不到这个人’，可照片在这儿啊！他叫李志远，属龙，左耳后有颗痣……”
她说着说着，泪如雨下。
阿启默默接过照片，端详许久，然后从行囊中取出《众声录》抄本，在空白页郑重写下：
>**李志远，三十八岁，退伍军人，因言获罪，失踪于公元某年冬。母尚在，每日望门而立，盼子归来。**
他将这页撕下，交给老妇：“若您愿意，我可以把这页送到‘真相博物馆’，录入公共名录。也许有一天，会有人看见，认出他。”
老妇双手捧纸，哽咽难言，良久才点头。
次日雨停，阿启继续前行。抵达山村时，正值清晨。孩子们已在操场上集合，齐声诵读一首新学的诗：
>“我名虽微，如草如芥，
>不惧风狂，不畏霜害。
>若无人记，我自铭骨，
>若天下忘，我仍存在。”
阿启站在校门口，听着，心潮起伏。校长迎出，正是那位女教师。她带他参观教室，墙上贴满学生绘制的“家族地图”??有的画出曾祖父如何逃荒至此，有的标注祖母曾被关押的地点，还有一个孩子写道：“我家以前姓‘陈’，后来改姓‘王’，因为‘陈’家被认为是‘反动世家’。但我决定以后生了孩子，要让他姓回‘陈’。”
阿启走进课堂，站在讲台上，一如三十年前在西岭村的模样。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吗？”他问。
一个小女孩举手：“因为如果我们忘了，坏事情就会再来。”
另一个男孩补充：“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
阿启笑了。“很好。”他说，“那你们想不想听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个老师，教学生背诗，结果被抓走的故事？”
孩子们齐声说：“想！”
他于是讲述了林照的事，讲他如何在黑板上写下“字是有骨头的”，讲他在戈壁深处仍教孩子念《正气歌》，讲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话：“若我不能归，愿此声不绝。”
教室里鸦雀无声，连窗外的鸟鸣都停了。
下课铃响后，一个瘦弱的男孩悄悄留下，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用工整的小字写着：
>“我也想当老师。等我长大，我要回到这个村子，教孩子们说真话。我不怕被抓，因为我爸说，最可怕的不是坐牢，是活得像影子。”
阿启捏着纸条，久久不能言语。临行前，他在学校后山种下一棵柏树，树旁立碑，刻着：“**此处埋名者，非一人，乃千千万万不肯沉默的灵魂。**”
离开山村后，他并未直接返回。而是绕道去了边境一座小镇。那里曾是“音核工程”的监听站旧址，如今改建为“回声驿站”，专收跨境逃亡者的口述史料。站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翻译，名叫沈兰，五十年前曾参与审讯一批“思想犯”，晚年悔恨不已，遂投身记忆修复工作。
她见到阿启，老泪纵横：“您来了就好。昨天有个老太太从海外回来，带着一箱旧信。她说她丈夫是六十年前逃出国的知识分子，一生未敢归乡，临终前唯一愿望是：‘把我写给祖国的信，交给一个还记得真相的人。’”
她取出一封信，信封泛黄，邮戳模糊，收件人写着：“致未来中国的良心”。
阿启拆开，见信中写道：
>“我从未背叛我的土地，我只是逃离了它的谎言。
>我在异国教书三十年，教华人子弟读唐诗宋词，讲孟子曰‘民为贵’。他们问我：‘中国现在怎样了？’我无言以对。
>但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走遍山河，把被删去的名字一个个找回来。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请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在走。
>我们都在看着，都在等着，都在记着。”
阿启读罢，将信贴在胸前，闭目良久。
当晚，他在驿站屋顶架起一台老式广播机，接通电源，拨动频率，向夜空发出一段简短录音：
>“我是阿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