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尼则骑着自行车，抵达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见到恩尼一大早就来交稿，爱德华·威克斯还有些诧异：“稿子这么快就写好了吗？”
“对方用以批判我的文章，漏洞太具体了，”恩尼淡笑，“也让我回应的难度变得很小。”
“倒是这个道理，”爱德华·威克斯笑了声，这就跟敌人凶神恶煞朝你冲过来，开枪想不打中都难啊。
爱德华·威克斯邀请恩尼坐下，给他倒了杯热茶后，就等不及接过恩尼写就的回应文章阅读起来——相当好奇恩尼在这方面的文采如何。
“《来自尘埃的证词》，”爱德华·威克斯读了一遍标题，“这个标题很有力量啊。”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这将会是怎样一篇文章。
他认真阅读起来。
【致《星期六晚邮报》：来自尘埃的证词
诸位对《布朗克斯的故事》的审阅，令我联想到一位绅士用手杖小心翼翼地戳弄一具街边的尸体，既怀有某种警惕的好奇，又因惧怕其污秽而拒绝真正的检视。
你们质疑我笔下道德的灰度。然而，先生们，当这个国家在1932年目睹了“补偿金大军”的退伍军人们——那些在阿尔贡森林战斗过的英雄，在华盛顿的泥地里被骑兵驱散时，简单的道德叙事还剩下几分可信？
你们认为我笔下种族间的紧张是“蹩脚的百老汇歌舞剧”。那么，请容许我提及几个地名：斯科茨伯勒，1931年。九个黑人青年在一列货车上被指控，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在种族主义的怒潮中如同风中残叶。或者，哈莱姆，1935年。一场因谣言引发的骚乱，其根源是多年来的贫困与歧视。
事实证明，我的故事中的敌意与恐惧，并非我的发明。我不过是拾起了几张被诸位忽略的、写满愤怒的社论版报纸。
而阁下所言“伟大文学应提升我们”的高论，令人想起那些坐在暖房里谈论北极风光的绅士。1929年华尔街崩盘时，那些镀金的励志文学可曾提升过任何一个在雪茄店门口卖苹果的退伍兵？当三千七百万美国人深陷大萧条泥潭时，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提升“，而是被看见。
你们将我的文字称为“野蛮的能量“。的确，当斯科茨博罗案中九个黑人青年，被草绳系颈推上法庭，含着一口冤屈却勒颈无法吐露时；当退伍老兵们的临时营地在阿纳卡斯蒂亚河畔被坦克冲垮时，那种能量确实是野蛮的，那是现实本身的野蛮。
你们指责我的文字中透露着对社会、国家的恶意、仇恨。那么，难道厄普顿·辛克莱先生在《屠场》里揭露屠宰场的黑幕时，是在散播“仇恨”而非揭露？
文学若要对这样的世界保持温文尔雅，本身就是最深刻的虚伪。
先生们，你们向往一个由整洁篱笆和明朗答案构成的世界。但在这个年代，我们已然目睹，当精英文化选择对地下的裂痕视而不见，将会发生什么。
文学若不能直面这些尘埃，并承认它们是我们共同历史的一部分，那便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
是的，我的小说不会提供美好的答案。它只是举着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国家在街巷深处的倒影、这个时代最粗粝的底色。
如果这个影像令您不适，先生们，或许需要改变的是现实，而不是镜子。
恩尼·里瑟
1940年7月11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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