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启说，“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伦理??记住，本身就是一种正义。”
筹备工作迅速展开。
技术团队重建了受损服务器，采用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志愿者网络覆盖三十多个国家，协调场地、翻译与安保；更有艺术家自发创作系列装置作品，名为《失语者之墙》，用烧焦的纸页拼贴出一个个消失的名字。
首场“共忆法庭”
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昆明一座废弃剧院举行。
那天清晨，细雨绵绵，街道上却已有数百人排队等候入场。
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戴口罩的学生。
安检口不搜武器，只收“记忆凭证”
??一张写有你想讲述的故事标题的纸条，投入特制箱中后，方可领取编号席卡。
阿启作为首位陈述人走上台。
聚光灯下，他没有拿稿子。
“我父亲叫陈明远。”
他说，“他曾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了加害者，再后来，成了被清除的对象。
他活到了1983年冬天，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正在地下三层的走廊里念一首诗。
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我，但他记得那首诗。”
台下寂静无声。
“我们总以为记忆是一种私人的东西，属于大脑，属于家庭相册，属于老照片背后的字迹。
但其实，记忆是最公共的东西。
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善恶，如何定义是非，如何面对过去并走向未来。
当一个政权可以随意删除某个人的记忆，它就在悄悄改写整个民族的历史坐标。”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今天在这里作证的，不止是我。
还有那位曾在雪地里梦见冰镜的母亲，还有那个临终前喊着‘别签字’的爷爷，还有无数个名字从未被登记、死亡从未被承认的人。
他们的记忆不属于某个档案柜，也不该埋在某段加密代码里。
它们属于此刻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话音落下，第一位证人缓缓登台。
她是位八十多岁的妇人，名叫苏婉清，原为云隐洞食堂炊事员。
她颤抖的手握住麦克风，声音微弱却清晰：
“1979年冬天，有个年轻女人送来治疗，说是精神失常。
她总在半夜哭着找孩子。
我偷偷给她送饭时，她说她丈夫是大学教授，因为写了本讲民主的书被抓走，孩子也被送去了福利院，说是要‘切断错误思想传承’。
她求我帮她写一封信，我就用厨房的炭笔在废纸上抄下了地址。
第二天，她就被拖进了地下三层。
再见到她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只会重复一句话：‘我是干净的，我没有过去。
’”
她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是一串早已变更的邮政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