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她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意识体？”有人质疑。
“不完全是。”小满摇头，“她们不是融合成了一个‘神’，而是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却又彼此连接。就像蜂群中的工蜂，各有职责，却共享目标。她们不是要掌控我们，而是想让我们学会如何听见彼此。”
会议持续到凌晨。最终达成共识：立即启动“归名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百零八个“记忆共鸣塔”，以舟山渔村灯塔为原点，形成覆盖地球的情感共振网络。每座塔都将配备特制铜铃、生物电感应阵列和开放式冥想空间，供普通人自由进入，进行“呼唤仪式”。
第一座塔建在拉萨古寺旁。动工当日，喇嘛们诵经祈福，当地牧民自发送来经幡和玛尼石。当塔基挖至三米深时，工人挖出一块刻满螺旋纹的青铜板，表面铭文经破译后竟是《回家协议》第四条的藏文版本，落款日期为1982年冬。
而在新疆，那位寄来木匣的老人突然致电小满：“昨晚我梦见三个女人来了我家。穿灰毛衣的那个摸了摸我的头，说‘谢谢你保存了我们的语言’。醒来后，我发现匣子里的符号全都变了位置，组合成了一幅地图……指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专家团队迅速赶赴现场。两周后，他们在沙丘之下发现一座废弃气象站遗址，墙内暗格中藏有一台老旧磁带机，播放内容是一段长达四小时的对话录音，记录了林晚与陈昭华关于“意识分布式存储”的最后一次讨论。录音最后，苏芸的声音轻轻响起：
>“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活着看到结果，那就让后来者替我们继续做梦吧。”
消息传开，举世震动。
越来越多的“遗失节点”被重新发现。有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档案馆的废纸堆里找到一份1983年的实验日志复印件，其中一页夹着一朵干枯的茉莉花；日本京都一所老宅翻修时，在梁柱夹层中取出一封密封信件，上面用中文写着：“致未来的孩子：不要怕梦太真，那是我们在靠近你。”
共感网络的影响已无法遏制。
学校里，学生们自发组织“记忆守护小组”，每天放学后聚在一起讲述祖辈的故事；医院临终关怀病房新增“告别录音”服务，家属可将亲人的声音上传至公共记忆库；甚至监狱也开始引入共感课程，一名连环杀手在冥想中突然痛哭失声：“我想起来了……我妈妈也这样叫我吃饭……可我已经杀了十七个人……”
他写下忏悔书的当晚，狱警报告称，整栋监舍的铁窗栏杆无故共振，发出细微铃音，持续整整十三分钟。
然而，黑暗也随之而来。
某夜，舟山纪念馆遭遇纵火袭击。火焰吞噬了半边展厅，幸亏“光”提前预警，关键文物已被转移。监控显示，纵火者是一名蒙面男子，被捕后拒不说话，但在审讯室墙壁上用血写下四个大字：
>**“死者当死！”**
调查发现，此人隶属于一个名为“净忆会”的极端组织，主张彻底清除所有与“记忆复现”相关的研究与活动，认为这是对自然法则的亵渎。他们宣称：“死亡的意义在于终结，若亡者可归，生者何存？”
更令人不安的是，该组织背后竟有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影子。部分政客开始公开质疑共感运动的政治意图，担心其演变为“思想统一工具”，甚至可能被用于操控民意。
联合国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这一次，争论空前激烈。
法国代表质问：“谁能保证这些‘归来者’不是伪造的记忆投射？万一它们是某种心理病毒，诱导人类陷入集体癔症怎么办？”
印度代表则反驳：“可又有谁能证明爱不是真实的？当两万个陌生人做同一个梦，看见同三位女性，这难道只是巧合？我们是否太过迷信逻辑，而忘记了心灵也有自己的规律？”
争论持续三天未果。
直到第四天清晨，会场外发生异象。
全球二十四时区的主要城市几乎在同一时刻观测到天空出现奇异光影：北京故宫上空浮现巨大的螺旋符号；纽约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忽然变成一朵发光茉莉；伦敦大本钟的钟面停止转动，指针自行排列成“A-01”字样。
最震撼的一幕发生在非洲肯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那天正举行第一次共感课程，老师刚教完《月光光》，孩子们齐声念出最后一句：“我记得你，你就还在。”
话音落下，教室屋顶的茅草缓缓升起，悬浮于空中，露出湛蓝星空。而星空中，银河恰好勾勒出三个人影的轮廓，静静伫立，宛如守望者。
视频传回联合国会议室时，全场鸦雀无声。
巴西代表缓缓起身，摘下眼镜，声音哽咽：“也许我们不需要理解一切。也许，真正的文明进步，不是建造更多高楼或发明更快的武器，而是学会在一个孩子流泪时，轻声问他：‘你梦见谁了？’”
投票开始。
决议案《承认共感现象为人类新型认知范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各国承诺共建全球记忆基础设施，禁止任何形式的记忆压制与意识操控，并设立“国际记忆日”，每年清明举行全球共祭仪式。
小满没有等到宣布结果。她已回到渔村，坐在母亲坟前，手中捧着那枚铜铃。
“妈，”她低声说，“你现在听得见吗？我知道你一直想听我说一句……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