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虽不能从政，但边疆将门妇人，可就得如同现在的马秀英一样，承担一些政务了。
马秀英本就愁着要让女童们学什么，心里非常暴躁，回来后听说朱元璋又在欺负儿子，当即撸起了袖子。
若不是陈标拉住了她，朱升和季仁寿就要看一场未来马皇后暴揍未来朱皇帝的戏了。
看完这场戏后，恐怕朱元璋登基后，会在这两个老头还没死的时候，就率领文武百官去他们家哭丧。
看在朱升和季仁寿的面子上，马秀英暂且放过了朱元璋，开始向朱升和季仁寿讨教建立女子书院的问题。
马秀英认为，《女诫》中一些内容有些不合适了，应该重新编纂女子所学的书籍。
比如让女子一味温顺，讨好丈夫。那如果那个丈夫是个坏人，做残暴的事呢？女子难道助纣为虐？
既然史书中有称赞大义灭亲的女子，那么世间应该是不赞同女子一味温顺的。女子当与男子一样，知道大义，知道对错，才能规劝丈夫，养好孩子，照顾好家人。
马秀英又认为，现在商贸发展地比以前好，女子在教养孩子之余，也能去做工帮扶家中。应天城中若是一家男子种田女子做工，家境会比旁人宽裕不少，也有更多的钱送孩子读书。
所以女子不能抛头露面这种规矩，或许能松一松。不只是乱世这种没办法的情况下让女子可以抛头露面，待太平盛世来了，女子也可以出门干活，让家里更轻松一些。
而女子出门时需要遵守哪些规矩，可能就要仔细斟酌了。
陈标在一旁听着。他认为，娘亲从秀英夫人那里听来的女学内容，还是太过保守。
不过比起前朝南宋，又已经宽松不少。
至少，她们已经抓住了女子地位提升的重点，那就是劳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
朱升和季仁寿其实在女性问题上较为保守，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马秀英说得很对。
他们俩都是吃过苦的人，所以知道普通百姓家中，一个人干活不如两个人干活更能吃饱。
而且，他们也知道班昭书写《女诫》的真实原因，所以对更改《女诫》中一些内容，并无意见。
陈标这辈子熟读史书后，自然也知道。
班昭写《女诫》时已经五十四岁，《女诫》说是为教导未婚女儿所写，她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未婚女儿，这自然是托词。
班昭当时是东汉宫廷女子的老师。东汉多短命皇帝，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班昭入宫当老师时，为邓太后执政，她也是邓太后的老师和幕僚。
班昭写《女诫》，其实是假托教导班家女子，委婉向邓太后劝诫。
西汉后宫廷贵族女子多干政，且淫风盛行。《女诫》是班昭这位老师，试图约束宫廷贵族女子的一点尝试。
班昭自己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自己这《女诫》，会成为几千年约束普通女子的刑具。
就像是程颐和朋友聊天时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口嗨，没有记载到任何自己的著作，他自己也在实际行动中支持寡妇再嫁，只是被旁听的弟子记载在后世人编纂的《程式遗书》中。而且程颐这话的对象也不是女性，而是所有人。
北宋人程颐肯定也想不到，他这句话被南宋人翻出来曲解，逼死了多少无辜女子。
可惜就算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些是曲解，也不会为女子逆天下大势。
封建时代的女子弄松枷锁的唯一机会，就是改朝换代之际，百废待兴之际，前几代的皇后颁布新的“女子劝诫”。
如长孙皇后的《女则》。
可惜，这些皇后也如班昭一样，视线仅集中在宫廷贵族女子身上。
秀英夫人，则是想编纂一本也适合平民女子的“诫言”，十分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