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罗珂持续不断的、高声嚷嚷着的“赔偿”要求，高伟起初是震惊和心寒，继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一首将这件事视为家丑，认为关起门来商量解决才是正理，闹大了对谁都不好。即便罗珂不提，他内心也早己打定主意，会尽自己所能，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接济、照顾骤然失去丈夫、孤身一人的岳母张贵莲，这是他作为女婿的责任和情分。
然而，罗珂的态度却越来越激烈，言语间充满了指责和索要，仿佛高伟是害死她父亲的首接凶手。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罗珂再次咄咄逼人地提出赔偿，高伟忍无可忍，反问道：“你口口声声要赔偿，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多少钱？”
罗珂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最少五十万！我爸一条命不值这个数？”“五十万？”高伟简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去哪里给你弄五十万？厂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找你那个陈红姐借啊！她不是有钱吗？”罗珂语带讥讽，“还有你们那个物流公司，不是总在赚钱吗？从里面拿点出来不就行了？”
高伟被她的天真和蛮横气得发笑，语气也冷了下来：“你说得轻巧！陈姐的钱是她的，凭什么一次次借给我填窟窿？物流公司我是有股份，但那钱是公司的，是能随便挪用的吗？那是违法的！你读了那么多书，那么懂法律，这点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吗？”
这话戳到了罗珂的痛处，她更加愤怒，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高伟发现，在罗珂的逻辑里，责任全在他，赔偿是天经地义，至于钱从哪里来，似乎是她根本不愿考虑的问题。
无奈之下，高伟想到了罗珂的哥哥罗浩，觉得他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或许能劝劝罗珂。他找到罗浩，将罗珂索要巨额赔偿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希望他能从中斡旋。
然而，让高伟失望的是，罗浩听完后，态度极其暧昧。他既不明确说妹妹做得不对，也不表态支持高伟，只是含糊其辞，打着哈哈，始终不发表任何实质性意见，仿佛这事与他毫无关系。高伟顿时明白了，罗浩这是不想得罪妹妹，或许内心深处，也对这笔可能的“赔偿”存有某种期待，选择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让高伟感到一阵心凉，也看清了所谓亲戚在利益面前的真实面目。
眼见内部沟通无效，事情越闹越僵，为了尽快平息风波，也为了给岳母一个实实在在的交代，高伟最终做出了决定。他请来了罗卫民家村子的村长和自己高家湾的村长，两位在当地颇有威望的长者作为见证人。在两位村长的见证下，高伟拿出了二十万元现金，交给了岳母张贵莲，言明这是对岳父意外身故的补偿和对其未来生活的抚慰。
这笔钱，在农村，无疑是一笔巨款。事情很快在两个村子乃至更远的乡里传开了。然而，舆论并没有站在罗珂一家这边。村民们茶余饭后议论纷纷，言语间充满了对张贵莲一家的鄙夷和对高伟的同情：
“高伟这孩子真是厚道过头了！罗卫民跑到人家房顶偷拿东西，摔死了还得赔钱？这叫什么道理！”
“罗珂那闺女算是白念大学了，一点情理都不通！就知道要钱，都不知道向着自己的丈夫，谁娶了这样的女的也只能自认倒霉！”
“张贵莲一家也是，见钱眼开！自己理亏还敢要赔偿，高伟就是太好说话了，换别人早跟他们掰扯清楚了！”
“唉，高伟这光景，碰上这么一家子，真是倒了霉了！”
这些或嘲讽或谩骂的话语，像针一样扎进张贵莲的耳朵里。她本就因丈夫突然离世而悲痛欲绝，如今又背上如此难听的名声，走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不堪其辱，也觉得再无颜面面对高伟，最终含泪离开了“高家湾农业”的生产线，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乎不出门。
而罗珂，不时听到乡亲们的议论和母亲哀怨的哭诉，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将这一切归咎于高伟。她认为，如果不是高伟在两位村长的见证下来赔钱，事情就不会闹得人尽皆知，母亲也不会受此羞辱。她固执地认为，高伟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她们家。夫妻二人之间的裂痕，因此事彻底演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关系降至冰点，己是水火不容。
高伟用二十万暂时堵住了罗珂索要赔偿的嘴，却并未换来家庭的安宁，反而失去了岳母这位得力的生产助手，更彻底寒了夫妻之情。他望着稍微显冷清的厂房和充满敌意的家庭，心中充满了疲惫与悲凉。一场意外，不仅夺走了一条生命，也几乎摧毁了两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