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给他一枚小小的铜片，上面刻着一个字：“听”
。
“送给你。”
他说，“不是命令，是提醒。”
阿启收下，贴身放好。
独自前行的路上，他时常停下歇脚。
有时是在古桥边，有时是在荒庙前。
每到一处，若有孩童围拢过来，他便掏出碎埙，轻轻一敲，然后问：“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大多数孩子摇头。
他就讲故事。
讲一个叫阿芸的女孩如何因写诗而死，讲一个叫李三槐的男人如何饿死在音核基座下，讲西岭村的祠堂如何跪满了寻找祖先的少年，讲回声塔如何从镇魂之器变成了沉默的纪念碑。
孩子们听得入神，有的哭了，有的默默攥紧拳头。
有一次，在一座山村小学外，他讲完故事，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举手：“先生，我家爷爷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为啥还要翻出来？”
阿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问他：“你吃过苦菜吗？”
男孩点头。
“苦菜为什么苦？”
“因为它长在土里。”
“不对。”
阿启摇头，“是因为它记得雨水太少，阳光太毒，虫子太多。
它的苦，是记忆的味道。
如果你把它拔出来，洗干净，煮熟了吃，你会发现它其实也养人。
可如果你嫌它苦，干脆不让它生长，那土地就会越来越贫瘠。”
男孩若有所思，许久才说：“那……我也想听听我太奶奶的故事。”
阿启笑了。
他知道，这种问答不会永远顺利。
在某些城镇，他被人驱赶，斥为“煽动仇恨”
；在某些宗祠前，族老怒砸他的竹笔，骂他“败坏门风”
。
有一次，一群青年围住他，质问他：“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决定我们要记住什么？”
他只平静地说：“我没资格决定。
我只是把钥匙交给你们??要不要打开那扇门，是你们自己的事。”
后来，那群青年中的一个，三个月后找到他，递上一本手抄簿，说：“我回家问了奶奶，才知道我祖父原来是‘静土计划’的执行医生。
他亲手给三百多人注射过药剂，晚年疯了，整天喊‘对不起’。
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
我不想让他做的事消失，也不想让自己假装清白。”
阿启接过本子，郑重地鞠了一躬。
这一年秋分，阿启抵达岭南渔村。
村子依海而建，房屋低矮，晾晒的渔网像灰色的云挂在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