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禀公子，属下二人在吴州待了十多天……”
其中一名探子抱拳躬身，正要细说，目光无意间扫过立于于睿身侧的赵腾云和刘波，声音突然顿住。
于睿会意地一笑，朗声道：“赵统领和刘先生都是我最信任的。。。
暴雨过后，山道泥泞如浆，阿启拄着一根枯枝缓步前行。
脚底打滑数次，裤腿早已沾满湿泥，像从地里爬出的农人。
他却不急，每一步都踏得沉稳，仿佛这山路本就是为行走而生的经脉。
远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偶有飞鸟掠过林梢，划破寂静。
他的背影瘦削却笔直，如同那日在西岭村讲台上未曾弯下的脊梁。
抵达边境小镇时，天色将暮。
回声驿站坐落在半山坡上，由几间旧砖房改建而成，屋顶架着一面锈迹斑斑的卫星接收器，墙边堆着成箱的磁带与手稿。
沈兰正坐在门前小凳上晒药草，见阿启归来，颤巍巍起身，眼角泛泪：“您回来了……我们都在等您。”
“我来了。”
阿启轻声道，目光落在她手中翻晒的一叠信纸上，“那些信，都整理好了？”
沈兰点头，引他入内。
屋中昏暗，唯有油灯摇曳，照亮四壁悬挂的照片??全是逃亡者、失踪者、被噤声者的面容。
一张张脸沉默地注视着来人，仿佛在等待一句迟来的回应。
她从柜底取出一只铁皮盒，打开后递上一沓泛黄的信笺：“这是最后一批‘音核’监听记录的抄本。
当年他们用这些纸页记下每一句‘危险言论’，如今反倒成了证明存在过的证据。”
阿启接过，指尖抚过字迹。
那是用极细的钢笔写就的速记体，密密麻麻，如蚁行于叶。
其中一页赫然写着：“七月十二日，村民李大柱酒后言：‘三年饥荒饿死万人，为何史书不载？’判定为反动言论，上报处理。”
另一页则记：“学生周念问老师：‘如果课本说的不对，我们该信什么？’列为思想隐患，观察期六个月。”
他闭目良久，再睁眼时，声音低而坚定：“把这些也录入《众声录》吧。
不是为了控诉谁，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曾有人因一句话消失，也有人因一个问题觉醒。”
沈兰哽咽：“可……有些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只有编号。”
“那就写‘无名氏’。”
阿启说，“但要在后面加一句：‘他曾说话，故他存在。
’”
当夜，驿站灯火未熄。
两人并肩伏案，逐字誊抄。
窗外风雨又起，雷声滚滚，似天地也在倾听。
至子时，忽闻屋顶广播机发出轻微嗡鸣??是自动接收到了某段跨境信号。
沈兰急忙调频，耳机中传来断续女声，带着浓重南洋口音：
>“……我是陈婉清，在马来亚槟城。
父亲陈文彬，原为省报编辑，一九六七年被捕，罪名‘篡改宣传口径’。
他没活到平反那天。
临终前对我说：‘告诉中国人，我不是叛徒，我只是说了真话。
’
>我今天寄出他的日记残页，共十七张。
若有谁读到，请替我在碑墙上刻下他的名字。